一边是似懂非懂的断章取义
一边是七招八法九秘诀等你实践
性乱相时代的我和你
“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专家们一谈性知识，大家上床都不会了，都不知道第一下该摸哪里了？我以前也写过很多这样的文章，这是不可饶恕的罪，我要谢罪。”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有着“中国性学第一人”名号的潘绥铭在一次论坛上这样说。
两年之后的今天，他与他的团队公布了横跨6年时间的社会学调查《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的调查结果，登录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网站，你就能看到所有的调查简报，标题有《预防艾滋病的福音：安全套使用率激增》、《中国人：性与爱的发育》、《夫妻性爱：满意≠满足》……这一次，潘绥铭用科学的方式来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专家谈性”则招来了一纸禁令。9月5日，四川省内两家广播电台因为制作播出渲染性生活、性经验、吹嘘性药功能等内容，被国家广电总局责令停播，各级播出机构也同时被严禁策划、制作类似栏目。一时间争论者众，但有一点是各方都基本认可的：性不是不能谈，但不要是这种讲法。
其实，中国人早已过了谈性色变的岁月，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电影电视作品无不以谁谁裸身出镜作为炒作首选，图书出版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都在一路狂奔，网站增加点击量的手段极简单却很实用：美女图片＋劲爆标题，时尚杂志则把三教九流的作者都招来开办两性版面，写着似懂非懂、亦真亦假的文章来教导读者如何提高性爱质量，让性生活充满情趣。
于是，中国人对性的认知在台前和幕后就被划分成了两个场景：一边是似懂非懂的，断章取义的，大众媒体不敢明目张胆介绍的，每个人只能自己偷偷摸摸地，通过音像制品或色情读物自学成才的；一边是时尚达人和标榜国际化的杂志们，他们最喜欢倡导事事要与国际接轨，变着方法凑出《酒吧勾女36计》、《20种让他不可自拔的激情秘笈》……恨不得天天都有七招八法九秘诀等你实践，说得不像人话，干得不像人事。性成为了时髦话题，却与普通人的生活无关。
当全社会“空前广泛、强烈、普遍、五花八门”的性暗示和性展示就这样扑面而来，让之前连性知识ABC都还没搞清楚的人们马上迷失了方向：各种技巧是不是别人都已经有了尝试？各种体验似乎只有自己没有经历？每个人都开始为了自己在这场性生态变革中的位置感到焦虑，去找那些号称“新女性袒露真性情”的小说来看，然后开始担心“如果我的妻子和女儿是这样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此的性现状？是随波逐流还是故步自封？是身先士卒还是稳扎稳打？每个人都竭力在变化中的社会性生态里重新确认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却因为缺乏参照物与道德标准而感到焦虑与迷茫。焦虑源于恐惧，恐惧来自无知，只有在一个性不再压抑，情爱允许沟通的社会中，当一切都不再会被夸大、扭曲、屏蔽、断章取义的时候，性才不会被当作牟取利益或者吸引眼球的工具，而是成为社会和谐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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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标准过时了，新标准却不存在
潘绥铭 所有人都在说话 所有人都没在听
从调查数据来看，一夜情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是没人关心这个，他们就是觉得既然别人都这么干了，自己就是落伍了、吃亏了，那就先别管它对错了，自己也干了再说吧。
结束采访的时候，潘绥铭说：“今天是这轮关于这个调查的最后一个采访了。” 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他，已经习惯了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言论，总会不时吸引来一波波公众与媒体聚焦的视线。
他在网上被网友们称作“千年老妖”，还被总结出了众多经典语录：如“爱情是最大的艾滋风险因为信任是爱情的起码条件，因为信任所以不采取安全措施”等，还有和这次专题很贴切的一句：“不是不能看黄色录像，而是要教会大家怎么看黄色录像，不要看了就对自身产生焦虑，看了李连杰你就能飞那么高吗？”
在这一次由他主持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调查中，包括了艾滋病与性病、、社会婚前性行为、大学生性状况、夫妻性关系、中国人性行为革命等多方面内容。在全国范围内20－60岁的6010人被随机选中，参加了面对面的访谈调查，他自信地说：“我们的实际调查对象应该是7553人，应答率是79.6%，约有1500人不愿意来。不过这个应答率在全世界来说，可以排第一。”
在潘绥铭眼中，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经历一场从性保守、性压抑到性开放的革命性转变，落实在学术研究中，就是一条明显的上行曲线。和我们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众多事物一样，在这个剧变的过程中，充满了冒进、浮躁与支离破碎的诠释与传播。当“性”不容分说地从一个科学话题向时尚话题演进，却留下了更多人站在缺乏标识、模糊不清的地带里，瞻前顾后，哭笑不得。
采访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您在报告中写道，全社会在性问题上的眼球效应和躁动，造成了人们在自我认同上的焦虑感，能解释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吗？
潘绥铭：所谓焦虑，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怀疑，或是自我定位的丧失。
我们在生活中会接触到各种各样关于性的信息，比如“花心男人”或者“一夜情”，无论你走到哪里，发现大家都在大张旗鼓地谈论它们，这时你就会想了，怎么人家都知道了呀，是不是好多人都这么干了？事实上从调查来看，一夜情还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比例，但是没人关心这个，他们就是觉得既然别人都这么干了，自己就是落伍了、吃亏了，那就先别管它对错了，自己也干了再说吧。
人们对性的焦虑，或者自我怀疑，是因为我们在关于性的很多问题上，老标准早就过时了，新标准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是所有人都在说话，却分不清谁说的话是对的，也没有人在听，就算是对的，也全都被淹没了。
青周：什么样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焦虑呢？
潘绥铭：主要是现在的年轻人。生于70年代之前的人，他们的青春期已经过了，基本都了解性是怎么回事，可能还无知，但不会迷茫了。他们知道一夜情之类的事情不适合自己，是懂得拒绝的。
而70后、80后们，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适合的，那么就全都要吧。他们打小没有革命任务，成长环境宽松，海量的信息获取——现在上网搜什么没有呀？但问题是，看了听了那么多之后，他们反而迷失了，杂志里教的谈恋爱的办法哪个管用？网上写的故事到底哪个是真的？没人知道，大家只能再接着继续攀比、猜测、怀疑、焦虑……
青周：你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来应对这样的焦虑呢？
潘绥铭：应该是分三个层面的，政府、民间组织、个人。在性的问题上，政府会比较难管，性属于个人私密，政府管不好就变成“喊口号”，因为我们通常只会和熟悉的朋友、亲人谈论这种话题。
分散的民间组织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互信互助互相解答问题，比如现在预防艾滋病的民间组织在中国的效果就很好。
最终的解决方向，应该是性的私人化：每个人都明白性是怎么回事了，每个人在性问题上的内心标准和道德标准趋于统一，大家都知道了自己和别人的位置，就不会再有人迷茫或者焦虑了。就比如现在的北欧，这一点连美国人都还没有做到。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时，交谊舞在中国都算淫秽，现在没事了，过去的人听到“做爱”这个词都要掩耳朵，现在都接受了，社会开化总是逐步的，没有别的办法。
纸面上的欲望革命
潘绥铭眼中的《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2000-2006》
关于婚前性行为：关注那些“无婚无性”的人
2000年，在所有未婚者中，已经发生过性交合的人是32.6%；到了2006年，增加为51.4％，每年平均增长7.9％。
2006年，男性未婚者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57.6％）比女性多出13.5个百分点，但是在2000－2006年的6年中，女性发生率平均每年增加17.7％，远远高于男性5.3％的增长率。
从受教育程度看：在没上过学的人中，发生率为20.5％，在过去6年中平均增速为34.4%；大专与大学文化程度者发生率为58.5%，年增长率仅为1.5％。
从收入水平来看：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每年平均增长25.9%。反之，在收入最高的那10％人口中，每年仅增加2.0％。
在18－21岁未婚者中，婚婚前性行为发生率为15.0%，再高出一个3岁组是39.0％；下一个3岁组是58.7％；到27－29岁组则是73.0％了。
潘绥铭说：
中国现在的法定结婚年龄（男22岁，女20岁）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最晚的，我们却总是盯着那大约15％的在法定婚龄之前发生性关系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来多关心关心那些27％的超过27岁还“无婚无性”的人们呢？
在这27％中主要包括两类人：民工和高级白领。民工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弱势群体。高级白领则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首先就要整治那些大老板——赚钱可以，你总得给员工留点时间解决生活问题吧？
普通人的“性爱婚”是统一的，但对于这27％的人来说，这三者却很可能因为现实的困境而分离——先解决性还是先解决爱？这又会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艾滋病：认知的矛盾
在对四个有关预防艾滋病的常识性问题的回答中，在2000年，只有7.3％的人全部回答正确，虽然其后每年平均增增长16.7%，但是到了2006年，全部回答正确的人也仅仅是18.4％。
其中：女性的全部正确率只有15.2％；
46岁以上的人只有11.8％；
上过小学的人是7.4％，而没上过学的人则仅为1.4％；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是8.6％；
收入最低的那10％人口的全部正确率是9.5％。
潘绥铭说：
很多情况下，人们的焦虑都来自无知。目前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强调艾滋病的普遍性与传播必然性的太多，说清楚它的小概率的却太少；搞得人人自危的宣传太多了，成了社会性的“高危行为”。结果搞得较低阶层的人们仍然不明所以，只好用“与世隔绝”来保护自己，直接就把艾滋病患者认定是“道德上的坏＝身体上的脏”，在这种氛围下，我们又去讲什么“关爱”与“爱心”，讲艾滋病感染者其实并不脏，那么听众只能在心里笑话你是个白痴。
关于大学生性状况：大学生更开放？错！
2001年大学生总体性关系发生率为16.9%，2006年增加为32.0%，每年平均增长11.3％。
2006年，男生的性关系发生率为36.6%；女生则是26.8%，但是从最近5年来看，男生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7％，而女生则是13.1％，女生明显快于男生。
在将调查数据与全国总人口中18岁到23岁的非大学生进行比较时，结果发现：
1.非大学生的同龄人总体的性关系发生率是36.9％，比大学生还高出5个百分点。
2.非大学生中的男性的性关系发生率，与男大学生是几乎一样的。
3.非大学生中的女性，在性关系发生率上，比女大学生多出10个百分点。
潘绥铭说：
社会上总是有一种对于大学生，尤其是女大学生的性状况的过度关注，这来自于一种“纯洁假设”：我们总是在假设女性是纯洁的，大学生是纯洁的，那么女大学生就应该更纯洁了，什么白衣飘飘、冰清玉洁之类的，于是只要女大学生们有点风吹草动，大家就全都紧张起来了。比如一个调查结果，说10％的女大学生怎么样怎么样了，社会上就炸锅了，可问题是另外的90％还好好的呀。
关于夫妻性关系：女性的欲望革命
2006年，在18－61岁的成年人中，28.7%对自己的性生活非常满意，61.0%的人表示比较满意，10.3%的人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满意程度，明显低于男性：
对性生活非常满意的女性（22.3%），比男性（35.0%）少了12.7个百分点，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女性（14.6%），则比男性(6.0%)多了8.6个百分点。
潘绥铭说：
这是一种悄然的革命。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被要求在性生活里消极、被动与顺从，也就是所谓的“好女不言床上事”。
可是在最近6年里，中国女性对于性生活的正面认识日益增加，使她们的期望更高，对现状也就更加可能不满意。虽然还很少有中国女性公开地要求自己的性权利，但是她们通过性生活满意度这个渠道，曲折地表达出自己在欲望上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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