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实”，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发行半年来，该书重印6次，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科学”和“人性化”的知识;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来对“这个事实”发表观点，因为在13个“事实”背后，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说服他们接受访问，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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