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励 -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 第三章少女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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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少女的初恋
油画上的颜色，由于年代久了，有时候就斑驳了。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一些画会露出最初勾勒的线条：透过一件女人的衣服露出一棵树，一个孩子让位给一只狗，一条大船不再漂浮在海面上。这叫做“原画再现”，因为画家“悔悟”了，改变了初衷。大概这也可以说，最初的看法被后来的抉择所取代，是一种观察和再观察的方式。
这是我在这本书里描摹这些人物的用意。现在颜色已经老化了，我想看一看过去我有过什么机遇，现在我又有些什么可回忆的。
我认为我对自己的回忆是一清二楚的。我知道什么时候，它是可信的，什么时候是愿望或者幻想占领了生活。而这种愿望，这种迫切的愿望会导致对实际生活的曲解。
我不是有意过分谦虚地贬低自己的智力，我的智力常常是很高的。
以上是英国女作家莉连・海尔曼著的电影剧本《朱莉亚》的开头，裴阳曾在我面前大段大段地背诵着这部剧本，并且说上海电影译制厂陈叙一先生的翻译水平有多么了不起。到美国后，我又多次地看了这部在１９７２年获奥斯卡金像奖，由简・方达担任女主角的电影，它几乎成了我一生中最喜欢的电影之一。虽然它以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为背景，但是那隽永的风格、对友谊和人生的勾画，却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我非常喜欢《朱莉亚》，以至于我一到纽约，在人人都需要有个英文名字的时候，我立即把我的名字改为朱莉亚（Julia），她正好与我的中文名字周励的发音相似。
裴阳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这是所有知道他的人都一致公认的。他曾经在我面前大声背诵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复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亨利希・海涅的《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塔维尔的《拿破仑传》和保罗・萨特的《肮脏的手》。我之所以罗列这一大串书名，还不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无数诗篇及屈原的《离骚》，是因为他确确实实、一字不漏地、满怀着激情背诵过它们中的精采片段，就像沉浸在初见到尼亚加拉大瀑布那种狂欢的喜悦之中。有时背诵到令人哀伤之处，他的声音又变得无比低沉，就像一把在空旷的原野中拉响的大提琴。有时他为书中人物扼腕叹息，有时他会突然停止背诵，泪花在他那双深邃的、大大的黑眼睛中闪动，他挥了挥手说：“算了吧，……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随便他看了哪本好书，那本书便会像刀刻火烙般地印在他头脑中，而在谈话时，一本本书就会自然地打开，而那一行行“不朽的文字”，便很快地化为燃烧着的激情。有一次，他和我谈生物学家巴士德的传记时说：“你能理解吗？这位发现了细菌的法国人说：‘细菌在我身上越多我就越舒服！’”说着，他扭动了一下上身，自然地展开双臂，作出了一个极其舒畅的动作，然后眨眼嘿嘿一笑，“全身都是细菌，这是多么令人畅快的事啊！”
当我１７岁初次和裴阳见面时，他正好２２岁。我很快地就被他浑身散发的魅力和才气所吸引，从而陷入了如醉如痴的、不可遏止的单恋的狂焰之中。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恋爱。
从生理学上讲，我并不属于那种早熟型的女孩子，但是从十二三岁起，我便开始感觉到了一种青春的骚动。那时我小学四年级，是少先队中队委员，班级里一半男生，一半女生。老师规定“不能有分男、女生的封建思想”，一定要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合坐一张课桌，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但糟糕的是，每次开学分位子的时候，女同学们都吵吵嚷嚷地争着要和一个长得文静而又秀气，戴着大队长标志的小男生同桌，他简直就是我们心中的白马王子，由于我比大队长稍高一点，我始终坐在他的后面，并且离得很远。我好羡慕抢到了他旁边位子的女生。终于在四年级下学期，他分坐到了我的前面，我可以天天欣赏他那颗长满乌黑浓发的脑袋了。我常常把课桌尽量地往前搬，以便更靠近他那张椅子。有时，我伸出两只脚，搁在他椅子下面的一根横木上，心中便溢出一股心满意足的感觉。终于，我想出了一个不安分的念头。我在下课时偷偷地塞给他一张小纸条，上面的内容是；
“你参加我们的学习雷锋小组好吗？”
那时正是１９６２年，班里的同学自愿地组织了几个学习雷锋小组，大队长可以自己选定他愿意参加的小组。给他递了纸条之后，我整整兴奋了一夜，脑子里充斥着种种激动人心的幻想：我和他一起在大街上搀扶老太太过马路，下课了一起帮同学补课，一起到街头演出、宣传，一起玩官兵捉强盗……只要和他在一起，只要看到他，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期待着他也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并且答应参加我的小组。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仿佛根本没有看到我那张纸条似的，他参加了别的小组。
那份失望，那种被忽视、被冷落的伤心及自尊心受到羞辱所带来的痛楚，至今还记忆犹新。直到几星期后，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不参加我的小组时，他才告诉我说根本没有看到我的什么小纸条。原来当我偷偷地把纸条塞到他的台板底下时，被教室窗外吹来的一阵风刮到地上，卫生值班员当废纸垃圾一下子扫出了教室。
于是，那把可诅咒的扫帚，把我对大队长的莫名的热情也扫到了九霄云外！
小学五年级时，班级里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上一个女同学悄悄地喜欢上了一个男同学，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他的一张一寸照片――后来在校长办公室“交待”时，她讲是从体育委员那儿弄到了他的游泳卡，然后撕下来的――她买了一本相册，在当时，这对一个小学生来讲是相当讲究和昂贵的。她把那张照片贴在了相册首页的正当中，而且在他的照片四周贴满了《五朵金花》、《阿诗玛》、《柳堡的故事》、《冰上姐妹》中那些女演员的剧照，还贴了许多花鸟作为装饰。她把这本相册带到了课堂上，居然在语文课上直接传递给那位男同学，而且是翻开了首页传递的！那位男同学正好是我的同桌，我实在看不出来他究竟有什么魅力引起她的如此痴迷。他从山东来到上海刚一年，是个插班生，浑身散发着大蒜和生葱的气味。他爸爸在徐汇公安分局当警察，他也继承了一种警察的威严：高高大大，走起路来威风十足。他的学习成绩不怎么好，但他是篮球队队长。恐怕正是因为他那山东后生的憨劲和体育健儿的体魄，才吸引了那个女孩子吧。
他看到了那本相册，立即显得非常紧张，涨红了脸，望着前面隔了二三排，那个梳着长辫子正扭头望着他的女生。他俩就这么呆呆地相望了十几秒种，他不知怎么在慌乱中碰掉了那本厚厚的相册，发出了“嘣”的声响。语文老师迅速从讲台边走了过来，她捡起了相册，瞪大眼睛，异常惊讶地望着我的同桌。下课后，语文老师把相册交到了校长室。这件事立即轰动了学校，许多同学挤在校长室窗口看那个女孩子一边流泪哭泣一边陈述。而过了一周，那个男同学就被转到另外一所小学去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很惋惜我的同桌的被迫调走，我突然发现他似乎对我也存在着某种吸引力。从此以后，我才逐渐感觉到：我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虽然只有１３岁的年龄，但内心常常被一种什么东西激动着，充满着骚动不安的情愫。特别是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你听不进课，你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你呆呆地盯着教室的窗外，望着正爆出一个个小嫩芽的垂拂着的柳枝，忽而又感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阵怅惘之后，你突然感到，你多么希望有一个很好的男孩子和你手拉着手，在春天的原野上奔跑啊！
这种年龄，在美国叫“DangerousAge”（危险年龄），而美国政府对这种“危险年龄”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放避孕套。这种办法曾经遭到纽约一批华裔家长的反对，认为这是“教唆、引诱少男少女犯罪”。但是这个呼声毕竟太弱了，美国就是美国，你了解这点，就不会为在地铁中看到一个１４岁的少女抱着一个婴儿而惊奇。“少女妈妈”在美国已经成了普遍的社会问题。每当想起我少女时期那段由生理发育所引起的青春骚动，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感激笼罩在我的祖国的那种严谨笃厚的儒家传统，那种深沉的克制力量和对精神生活的开导和追求。不然，将宝贵的青春毁坏，将少女的贞洁连同前途一起葬送，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啊！
小学毕业了。我像一头发育成熟的小羚羊，不知是应当蹦跳着奔向波澜壮阔的大海呢，还是冲向原始古老的森林？是迈向那令人目眩的高山顶峰，还是走回一望无际、芳草萋萋的原野？我就这样带着激动，带着渺茫和几分惆怅跨进了中学的校门。那时，许多孩子的梦想是到苏联去，看红场，看克里姆林宫和列宁墓，而我更是懊恼自己为什么不是苏联人，为什么不是娜塔莎，或者是奥尔迦那样梳着金黄色辫子的苏联姑娘？苏联对我们来讲像天堂一样美，却又遥远不可及。正在这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苏两党的理论论战。我们守着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０点广播，生怕漏掉一个字：“赫鲁晓夫杜鲁门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导弹核武器……”站在一大堆政治术语和历史的帷幕前，我们感到既庄重又敬畏，而在内心深处还是暗暗地想：做苏联人比做中国人要幸福。
案头上都是苏联小说：《古丽雅的道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列宁传》、《红肩章》、《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普希金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黑面包干》，这些苏联小说成了我少女时期的精神食粮，点燃了我献身于人类一项什么伟大事业的熊熊理想之火，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不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底要什么？宇宙是否真的无限？等等。
有一天，我从我姐姐的书架上，翻到一本《赫尔岑选集》，我姐姐也完全是受苏联式教育的典型。她在１２岁时，就和一个叫娜嘉的苏联大队长女孩子通信，互寄娃娃等礼物，她的书架上都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大部头作品。当我翻到这一页时，我的泪水不觉涌上眼眶：
“当一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成为少年人并第一次要求在一切人类的活动中参加一份的时候，那可真是人生中美妙的时刻：活力沸腾着，心脏猛跳着，血是热的，力量是充沛的。世界也是那么地美好，新颖、光辉，充满着胜利、欢跃和生命……心灵中洋溢着阿喀琉斯的胆量，波查的理想，这是高尚的憧憬和自我牺牲的时期，是柏拉图主义以及对人类的热爱和天高地厚的友情的时期，是辉煌的序幕。可是跟在这序幕后面的却常常地、常常地是庸俗的市俗式的戏剧……”
我发誓不让自己的一生变成一出庸俗的市俗式的戏剧。从１６岁起――那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和历史有关的理论书籍。《联共（布）党史》在我父亲的书房放了十几年，从我记事起就记得那本厚厚的、精装的米褐色封面的册子。我从书橱中取出，如饥似渴地读着，我感到比读《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更有一股特殊的、无法形容的强烈吸引力。我又读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史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世界通史》和《法国大革命史》，随着书页的翻迭在眼前出现的一幅幅壮丽而又悲壮的历史剧幕，不仅使人胸中产生一股扭转乾坤的力量，同时也能使人如此明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去，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１９６７年，当“文化大革命”正被武斗、互相残杀、打倒一切搅得昏天黑地时，我用两个昼夜时间，写了一封信寄给《文汇报》，要求发表我的信，并且呼吁结束这场“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的所谓政治大革命。如果不是获得了历史这一面镜子，我是绝不可能写那封几乎葬送了我整个青春的信的。
那青春骚动的情愫并没有在我的心中停止，作为一个妙龄时期的少女，我虽然穿着标志着血统的淡黄色军服――或者上半身，或者是下半身轮换着穿，有半年左右的时期，我还佩带着红卫兵袖章。但我内心却像天使一样地渴望着爱，渴望着在赤裸裸的蓝天和赤裸裸的绿野中飞翔。我开始和一个比我高一年级的男孩子一起散步了，那时他初三，我初二。他长得很端正，有着那种吸引女孩子的颀长的身材，他是属于沉思型的男孩子，脸上常常带着忧郁神情。有一次，当我和他谈了许多各自心爱的读物时，他提议我和他一起去看望他的姑夫――当时正在倒霉挨整的、大名鼎鼎的作家巴金。我至今还清晰地记着那位老人的形象：他穿着中间有一大排老式扣子的灰色布衫，看上去很像３０年代的长衫大褂，老人躬着背，走到方桌的一边坐下，眼睛很细小，眼皮由于睡眠不足而浮肿，半耷拉着，就像在五原路小菜场随便碰上的任何一个老头，你简直难以想象他就是写了《激流三部曲》的大作家巴金。那天正是阴天，窗外阴霾重叠，小小的客厅里十分寒冷，他的儿女都去大串连了，可以想见老人的孤独和心境的凄惨。突然看到侄子带来了一个女孩前来探望，他获得的一点快慰可以从他慌慌忙忙地倒上两杯开水，又抓起一大把茶叶放进杯子的动作中看出来。
“你们怎么样，在学校好吧？”他嗫嚅地说。布满皱纹的脸上绽露出一丝微笑，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他的眼瞳中，发出了一道依然是聪明睿智的光芒。
我们坐了一个小时，他似乎不愿提起他写的任何一部作品，因为那时报刊上正连篇累牍地批判他的书皆为大毒草，并且诬称他是由于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才把自己的名字改作了巴金。他的侄子一再地试图安慰他，让他当心身体，甚至提出让他不要看任何一份报纸。我则坚信他是没有罪的，我对面前这个老人像对一座丰碑一样充满了敬意。从巴金家里出来，已经是华灯初放的黄昏了，没有晚霞，没有歌声，我的心中却充满了喜悦。我和他一直从武康路走到了永嘉路，在他家门口那棵法国梧桐树下，我们有谈不完的话，但大多时是我在谈。我给他背诵《联共（布）党史》中的精采片段，和他讲那份阻止斯大林掌权的《列宁遗嘱》，也谈对“文革”这场运动的种种焦虑，对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某些大人物的怀疑与鄙视……他总是静静地、口角带着微笑地听我讲，他善解人意，却不喜欢表达。但是，当你看到他那双如一头小花鹿般的乌黑光亮的眼睛正盯着你，一动不动地盯着你，你就无法停止和他谈话，无法和他说一声“再见”。
那年夏天，我们在淮海路、常熟路、永嘉路上一共走了多少遍，我已经记不得了。每天看不到他的时候，我就会想他；每次见到他，我会觉得心怦怦跳，全身的血液在奔腾，可是一和他谈话就平静了下来。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产生一种渴望，我渴望去拉住他的手，啊，如果能拉起他的手，那该涌起多么幸福的波涛！
我从来没有拉过他的手，我们互相连一根手指头都没有碰过，他沉静的个性能够接受我的任何思想：从《斯巴达克思》到《奥赛罗》，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当我告诉他，我给《文汇报》写了那封信时，他一点也没有表露出任何惊讶和恐慌，好像我早就应该写那封信似的。我们又一起去看了几次巴金，我不敢用自己满腹的疑问去打扰这位正在受难的老人，我深知任何一场严肃的谈话都会给他徒增更重的思想负担，我试图为他倒一杯开水，或是整理一下零乱的房间，尽量少说话地同他一起打发一个黄昏或一段时间。有一次，他指着一大排空着的书架，那上面放着几只药瓶和杂物，他的胸膛里发出了嘶嘶的声音：“那么多的书，都搜走了！……”那种发自肺腑的悲哀，使我难过了许久。还有一次，他对我的同伴说：“小济（他的名字），要好好学习外语……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这是马克思说的，你懂吗？”他特意提高了语调，强调“马克思”这三个字，仿佛这是他对侄子的某种期待的必不可缺的后盾。他瘦弱的身影在房间里摸索着，常常面对着一大堆检讨材料仰天叹息……２０年后，当我从美国回到上海，看到武康路上那所被层层护卫起来的住宅，心里真有说不出的万般感慨，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的叹息声。
我的那封信很快被《文汇报》社退回了学校，并且立即掀起了巨大波澜。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字报、黑板报连篇的批判檄文中。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如鱼贯般地轮流不息找我问话，对我进行审查，将我的学习笔记、日记通通搜去。有一天，学校里突然刷出了一条大标语：“揪出《一封信》后面的黑手！”有人揭发在武康路巴金住宅门口看到我和小济，并且说我常常和他在一起。又过了几天，学校居然出现了批判巴金的大字报，而且宣称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绝对写不出如此尖锐、引经据典、政论性极强的文章，后面一定有一个长胡子的黑手，连《文汇报》也不相信。我气极了，噩梦整夜整夜地缠绕着我，我生怕巴金会知道这一切，我生怕羸弱的老人会突然死掉……有一天，我从工宣队的审查室出来，刚跨出校门，一个声音喊住了我。是他，又是他，他曾经多次地等在离审查室不远的角落，我一出来，他便追上我的脚步――可是现在，校园里满是批判我和莫名其妙地批判他姑夫的大字报，我怎么能再授人以柄呢？
“等一下！”他跑了上来：“我不怕，你也不用怕……”我不敢回头望他，我没有理睬他，加快脚步拼命地走着，直至走到高安路的弄堂口，我猛一回头，像发疯似的叫道：“不要跟着我！……不要再和我讲话！你明白吗？你难道不知道这是在害你姑夫吗？……你难道愿意看到别人借着你和我，再往他身上砍一刀？！”
性格向来沉静的他，被我几乎失去常态的大叫震懵了，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一转身跑掉了……
他比我高一年级，比我早一年下乡。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双如同小花鹿一般乌黑发亮的眼睛。
如果连手指头也没有碰过，这算不算恋爱，我不知道。但是幻想的翅膀已经被砍掉，我郁郁寡言，心中充满痛苦，我知道我已经不能再回头：我不能放弃理性的思索。我渴望有一个比我更通事理，学识渊博的人，把我从思维的一片迷乱之中拯救出来；不管是什么人，男的或是女的，也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我相信他、崇拜他。
我开始相信别人，不再相信我自己。
轮到我下乡之前，批判的浪潮已经过去，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中学里的几个女友约我到杭州去散散心，在向北大荒进军之前，再看一看美丽的西子湖，登一下青翠葱茏的南高峰。
我和我的女友们，曾举着一面小旗，从陕西铜川步行到延安。我们在贫瘠苍凉、横亘天际的黄土高原上大声地向牧羊老人问路，晚上和农民家的孩子挤在一个炕上，我们第一次捧起破碗喝小米粥，我们惊叹农人如牛马般的劳作和满野裸露的贫穷。大串连把中国最底层的画面翻到了我们眼前，当我们展开双管，欢呼着奔向走了七天七夜才终于见到的宝塔山时，又隐隐地感到理想同现实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没有什么事比离开上海更吸引我了，我立即答应去杭州作最后一次“串连”。
在钱塘江大桥上，我遇见了他――裴阳。每当我回想起和他的初次见面，我总会想起日本电影《啊，海军》中男女主人公在一座大桥上相逢又告别的特定镜头。我是我们四个女孩子中最忧郁的，几乎没有笑过。我们在钱塘江大桥上刚刚拍了两张合影，桥头堡里就走出了一个解放军，他几乎是奔着跑向我们，一把夺去了我们的相机，然后指着远处一块牌子大叫着：“这里禁拍照片！”说着马上要打开相机将胶卷曝光。我们急着和他争辩，并且保证到上海后把两张禁拍的胶片寄回到桥头堡，但是他还是坚持要立即打开相机。正在争执不下时，我们身后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复旦大学的，我们会负责监督执行这件事！”
我们得救了，我们保住了那卷对我们来说十分珍贵的胶卷。我回过头去仔细地望着这位“天外来客”，他看上去比我大四五岁，身材魁梧，气质潇洒，眉宇间充满一股英气，特别是那两道飞向两额角的浓浓的乌眉和明亮深邃的大眼睛，加上白皙细腻、胡子刮得很干净的面孔，给人一种人品出众的感觉：“地杰人灵，江南才子。”好帅的复旦大学生！
“我们已经注意你们好久了，你们是从哪儿冒冒失失地闯上钱塘江大桥的？”他边上的那位同伴问。
“我们直接从蔡永祥纪念馆上来的，怎么？你们俩也偷偷拍了照吗？”我的一位女友和他的同伴交谈了起来。
不知怎么，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望着我，我也默默地望着他。桥头上的风吹乱了他乌黑的头发，我就像看着一部电影似的望着他。多年以后，他对我说，我站在桥上，满脸忧伤的样子，使他困惑，并且不由产生了一种怜爱之心。几分钟后，他和同伴走向桥东面的蔡永祥纪念馆，我们走向西面桥尾，当我回过头去再望一眼那位复旦大学生时，我发现他也正回转头，在遥远的桥那头望着我。
原以为会像天上的流星转瞬即逝，很快地对桥头上发生的事也淡忘了（那两张胶卷寄回了桥头堡），没有想到几星期后在复旦又碰到他，而且知道了他就是在整个复旦校园，甚至整个上海都十分闻名的裴阳。
和他在复旦碰面纯属偶然。我姐姐是复旦大学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我常常以我姐姐为骄傲。她一贯是正统的好学生，从不惹麻烦，父母亲十分喜爱她。在我１０岁时，有一次爸爸带姐姐去看戏，爸爸讲我不懂京剧，怎么也不肯带上我，是市委派的黑轿车来接他们的。半夜里我已经入睡，从剧院回来的姐姐拼命地把我摇醒：“我见到了毛主席！……快起来呀！我见到了毛主席！”我一骨碌爬起来，惊呆地望着满面红光的姐姐兴奋地叙述：“在京戏开幕前，报幕员讲，毛主席也来看戏了，我就拼命地挤出座位，冲到前面第一排，爸爸急急忙忙地紧追着我，毛主席就坐在第二排当中！我跑到毛主席面前，敬了队礼，毛主席和蔼地笑着说：‘小鬼，你也来啦？’说着，用他那只温暖的大手，握住了我的手！……我是多么幸福啊！……你要摸一摸我的手吗？这是毛主席握过的手啊！”兴奋、羡慕、嫉妒、懊恼……我们俩姐妹一夜也没睡好觉，我更加以我姐姐为骄傲了。不久，她在《中国少年报》上登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见到了毛主席》。姐姐由同济附中考入复旦大学后，马上被选为班长和系团委委员，她的功课一直是拔尖的。每逢周末她回到家里，总是滔滔不绝地对我们讲述复旦校园发生的事。１９６４年，毛主席提出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并且对全国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提出：要培养几个中央级的接班人，还提出要年轻，思想不要有框框……任务下达到复旦，复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人才济济的几千名大学生、研究生中，挑选了两名学生作为接班人重点培养：国际关系系的裴阳和新闻系的一位学生。１９６６年在复旦大学提到这两位学生的名字，就像１９９１年在波斯湾战争中提起美国斯瓦思柯夫将军一样。我姐姐每次回家，都要带回裴阳写的范文，或是裴阳和新闻系那位学生两人联名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的大篇文章。“这是复旦的骄傲！”我姐姐说。
那天我去复旦找我姐姐――我几乎每星期都骑着自行车往复旦跑。我要姐姐帮我搞一本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我那时正在整理去兵团的行囊和书箱。姐姐对我说，这类政治史记性小说她们化学系没有，她让我去国际关系系问问，也许能碰上运气。那时社会上的图书馆差不多都已经砸烂了，许多书籍散落在大学生手中。
我走到距离化学系有两、三幢楼的国际关系系，听我姐姐说，国际关系系培养三种人：资深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外交人才和高等学府的教授。这是一幢五层楼的红色砖楼，我一直梦想自己哪天能够进入这个系，但是我将要奔赴北大荒，梦想总是梦想。当我走进这座楼时，仍恍若在梦幻中。楼梯和走廊间静得出奇，墙上也没有什么大字报，比起当时正在开展大批判运动如火如荼的复旦校园，这里简直像另一个世界，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一直走到四楼，终于看到一扇稍稍开着的门，大白天里面也亮着灯，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上的玻璃，听到了一个声音：“请进来”，便推开门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在当时可以称作“典雅”的宽大的办公室，两扇大玻璃窗加上几支日光灯的照亮，房间内显得明亮开阔，四壁都是陈旧的棕色的木制老式书橱，透过书橱的玻璃，可以看到一排排中文和外文的、都是国际政治方面的书籍。最令人惊奇的是，窗台上还有一盆小而别致的万年松，这被照料得很好的盆景，给这屋子带来了一股盎然的生气。坐在一张很宽大的、堆满了书籍报刊的办公桌后面的那个人，正俯首疾书着什么，我想他在说“请进来”时，也不曾抬一下头。他写得很快，当他的笔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并且把信笺塞进信封时，他抬起了头，几乎在同一瞬间，我们俩都发出了一个惊奇的声音：“――是你？！在大桥上碰见的人？”
他比一个月前我在大桥上遇见他的时候更潇洒了，穿着一件雪白的衬衫，领子笔挺地翻开，套了一件米色开司米毛衣，他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咄咄逼人，这是一双中国南方的、深深凹陷的眼睛，乌黑的眸子透过长长的睫毛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芒，他的鼻子不很挺，嘴唇很厚，但棱角分明。他沉思的时候像个饱经沧桑的学者，“嘿嘿”一笑时，又像个孩子那样开朗自在。现在想起来，他那时只有２２岁，而在当时只有１７岁的我的眼里，他竟是如此伟岸得高不可攀。
“你怎么会到复旦来？”他站起身子到窗台旁去拿暖瓶沏茶。
“我想搞一本美国记者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带到北大荒去。”
“什么？……你要去北大荒吗？……带约翰・里德的书去北大荒，很有意思！”他拿起一张纸头，刷刷地写了几行字，递给我，“你去找我的这个朋友，他会帮你搞到这本书的。”我高兴地接过纸条，他在钱塘江大桥上救了我们的胶卷，现在又为我找到了那本书，命运的机遇真是实在奇妙！我道谢后，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看来他很忙，我本不该如此冒昧地打扰他。我想我应当马上离开，回到我姐姐那里去，可是这所房间竟像一块强大的磁石，使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向往的理想境界：满屋的书，明亮的窗，宽大的办公桌……况且，我姐姐班上也有许多聪明幽默的男同学，但就气质来讲，没有一个能与他相比。我呆呆地凝视着他躬起身子去接电话，突然，我听到他在讲：
“是啊！我就是裴阳！……什么？去市里开会？晚上七点？”他一边回答，一边伸手拿铅笔在一张大月历上画着，那张平面月历上被红色或黑色的笔勾满了圈圈。
裴阳！他就是裴阳！我感到兴奋却并不惊讶。我心目中的裴阳，我姐姐常提起并且称为“复旦的骄傲”的裴阳，就应该是这样一种人！
我充满敬仰之心凝视着他打电话的神情，他一点也不兴奋，声音平静，带着很好听的喉音。他一面回答，一面翻着桌上的一大堆文件，边找边回答。我很惊讶他会在这么一个安静优雅的办公室里日理万机，好像复旦、上海每个角落都将电话线通到他的办公桌底下似的。
他终于放下了电话，望着我微笑着，他显然并没有忘记我一直笔直地站立在他的办公桌前。
“我早就听我姐姐讲到过你。”我说。
“你姐姐？”
我告诉他我姐姐是化学系三年级的，不是什么出名人物，但“文革”开始之前她是班长。
他看来对我姐姐并不感兴趣，因为他马上问我：
“你的神情看上去很忧郁，你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使我感到很窘迫，我心底的创伤是因为我被批判过，那种当人民的敌人――不是当你所针对的那几个家伙的敌人，却是当全体人民，哪怕是一个拎篮子上街买菜的老太太的敌人――那种感觉把我吓得半死，每一张新的大字报出来都让我胆战心惊，我这才理解为什么“文革”一开始许多人就抹了脖子跳了河。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于是罪上加罪，我变成态度顽固不肯悔改，直至送进北桥干部子女学习班。没有人愿意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受批判和挨整挨斗，虽然思想上不肯悔改，但我心理上却笼罩了一层深深的自卑感，与众不同感：我羡慕马路上任何一个普通人，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被批斗过，他们的灵魂不曾受到过搅扰。
说还是不说？为什么要把我的伤疤抖开来给这个闻名遐迩、处境完全与我不同的人看？这并不关他的事。
“我被批斗过……就在不久之前。”
“什么？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他露出无比惊讶又不可置信的神情。
“不，没有人碰我……但他们贴大字报，搜去了我的日记笔记。”
于是，我把向《文汇报》写信那件事和信的内容详情叙述给他听。
他听完，神情变得十分肃穆，踱着步子沉思了许久，回到办公桌后面，用手指指着我说：
“你错了！你完全错了！……第一，你对你并没有完全了解和理解的东西去进行批判，这本身就是荒谬的。第二，……”他停顿了一下，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第二，你还很年轻，你做这种傻事，那是会断送你的整个前途的呀！”
我的泪水不觉涌上眼眶，我确实不知道我将会面临怎样一条道路。中学里几千名学生，只有我一人受到批判，这是铁定的事实。我曾经是中队长，曾经是优秀学生和班级干部，不过这都已经一笔勾销，我觉得一个黑暗的洞穴正张着大口在等待着我。
而这间屋里，却是如此明亮、安宁，四壁书橱中的每一本书都使我感到阵阵刺痛：如果我能像过去一样，安静潜心地大量阅读，再写下心得笔记，那该多好！我为什么要发那封该死的信给《文汇报》呢？我为什么总想把思想变成行动？我为什么不仅仅是遨游在书籍中，然后等待历史去证明一切？
我咬住牙关不让泪水滴落下来，我不能让任何一个男人看到我在哭，我不是小姑娘。
“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他提议说。
初春的时节乍暖还寒，我们并排走过复旦校园的一行行垂柳、一排排红砖楼，来到登辉堂前。“李登辉，复旦大学的奠基人。”他望着一座年深日久、黑黝黝的铜像说：“我常常来这里散步。……未经考究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你可以去看看《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涅写的，是本出色的书。有可能的话，你再去看一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那些十二月党人的贵族，自愿到西伯利亚流放，那些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心甘情愿地跟随着他们的丈夫，十年二十年胼手胝足地度过漫长黑暗的流放岁月，那种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长久以来一直鼓舞着我……今天的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多端，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道路都不会是平坦的。你要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如果你再多读些历史和哲学，你会懂得：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关键在于，你是否建立了一个理想？一个目标？”每一个字都好像径直从他的灵魂深处迸涌出来，燃烧起全部信仰的火焰。也许我并不确切明白他讲的是什么，但是我的胸臆为之掀动，好像有什么帏幕在我面前揭开，有什么光辉在我眼前闪耀……我低着头，一边走一边默默地听着他侃侃地讲的每一句话。当我偶尔抬头，看到他的眼睛时，我发现那里笼罩着一层沉思的雾。
我们离开登辉堂，来到复旦校园南部一个小湖边的时候，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孟德斯鸠在《法的精神》中写道：言语并不构成罪体，它们仅仅栖息在思想里，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言语表示的意义还更多，所以无论什么地方如果制定了言语是罪体这一项法律，那么不但不再有自由可言，甚至连自由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在讲这句话时往四下看了看，然后沉默了许久。
我多么渴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一直听他谈下去啊！
黄昏中，鸟儿啼鸣着飞过校园，晚霞把天边染成一片黛红色和金黄色。他陪我向化学系楼走去，突然，他问我：“你看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吗？”
我点点头。
“那你一定记得他讲的人生的三种境界了？”
我在记忆的河流中搜寻着，一边回忆一边缓缓地说：“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对！你的记忆不错！”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时我真想叫出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这正是你啊！
我们站在化学系大楼前，他默默地凝视着我，我也睁大眼睛望着他。我心中一种消失了很久的情愫又开始骚动起来，如果为这样的人去死，我绝不会迟疑。然而晚霞已经消失，我必须自制，必须说再见，必须保持女性的尊严。
他写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说如果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去找他。末了，他握住我的手说：“记住，生活的激情很重要，它有时可以弥补才能的不足……不过，你的确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女孩子……你不要低估了你自己。不要自卑，不要老是一副受难的样子。”
说罢，他便回转身，消失在越来越暗淡下去的晚霞之中。隔了一个星期，我给他的办公室挂了电话，我们很快又见面了。又过了几天，他约我走出复旦大学校园，一直向江湾镇五角场走去，他总是沉稳地边走边谈，他的谈话融热烈的情感、精辟的哲理、渊博的知识和隽永的机智于一炉。对他越崇仰我就越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他自视极高而又不失谦恭，有一次，当我谈到我姐姐和她的同学认为他是属于一种很正派的人时，他说：“正派人”的概念不能使他感到满足。在他眼里，“正派人”就是那些智力和道德水准相当于“集体水准”的人。他还说，不必对他有什么赞扬之辞，“躬逢其盛，躬任其劳”，他说，他总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
一个周末，我姐姐一回家就叫：“整个复旦都知道裴阳在和我的妹妹约会！……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认识他的？连我都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啊！见面也只是在全校开大会时，看到他坐在校革委会的一排头头们的当中！”
听到我姐姐这么叫着，我心头涌起一股甜蜜的意味。确实，那种轻柔如水，飘忽如梦的缱绻柔情，已经使我销魄荡魂。不过，我又清醒地觉得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再过一个半月，我就要去北大荒，我就要告别上海，可能永远也不能回来了。啊，在上路之前，遇到一个充满理想又才智横溢的人，对人的一生多么重要！复旦园那爆发枝芽的翠柳，那微波粼粼的小湖，通向五角场的那条幽静蜿蜒的小路，同他那如和谐的天籁一般的话语……这一切，像春天里一股清新的风，直吹我的胸襟，麻木、委顿、自卑、迷惘……统统被一扫而去！我要成为一个新人！我要到北大荒兵团去谱写我新的历史！
５月９日，正是春风桃李灿若火的季节，我和千千万万的兵团战士一起，离开了上海。裴阳没有送给我任何东西，只是给了我一大叠印有“复旦大学”抬头的空白信笺。
“给我来信。”他说。
从上海开往黑龙江的列车，整整晃荡了三天三夜。从第一天晚上，我就在同伴们鼾声大作进入睡梦时，一个人偷偷地溜进餐车，借着厨房里透过来的一点亮光给他写信。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头的：
“裴阳：
你好。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称你老师呢？还是朋友？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不再陌生了，和你的每一次谈话，都给了我一种能承受苦难的巨大力量。而在这之前，你是知道的，我就像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只是手中没有那一把火，我几乎要绝望了……”
我写了满满三页纸，火车一到站我就把它投到邮筒里。当我投信的时候，把信捧在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多么幸运的信笺，它能够回到他的办公室，回到他的手中……”我吻信的时候，觉得脸在发红发烫，仿佛海浪亲吻着黄金般的沙滩，仿佛山泉洗濯着清波荡漾的月色。如果说过去和小济一起散步，我有过和他拉手的朦胧愿望，那么现在我可以说：“爱情，一种真正的爱情，伴随着仰慕、敬畏和眷恋，已经开始照亮我的人生。它像大江奔腾，奇峰突起，它是海涛汹涌，一泻汪洋，如泛滥的春水一样融会着丰富、强烈的生命！”如果我在向他告别时，和他拥抱一下，那该多好！想到这儿，我的心怦怦地大跳起来。我过去全部教养教给我的关于爱情的观念，和我现在沉浸于其中的感情如此截然不同：这种爱情是如此温柔缱绻、含蓄隽永，深沉的情怀带有几分伤感和忧郁，就像一朵带露珠的嫩弱的康乃馨，又有着几分野气，甚至性幻想。
列车从哈尔滨转到齐齐哈尔，又从齐齐哈尔转到嫩江，最后再从嫩江搭上装运猪的几十辆卡车――因为附近有一个很大规模的专业养猪场――把我们送到克山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一营二十三连。一个又瘦又小、长得像一只鸟的当地人，自称是连长，把我们三十几个从１５岁到１９岁的上海女知青领进一个威虎厅一样的大草棚洞里，深处是一个大洞，横七竖八地支着几根大原木，外面是枯黄的、厚厚的芦苇草搭起的延伸空间，里面仅有的是黑烂泥地上面垒起的两铺极长极大的土炕。
“欢迎你们到这里安家！”连长讲话很干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他拿出一只哨子晃了晃，“休息一天，后天清早听到哨子声，集合下地！”又补充一句，“这个屋子里的都属女一排！”说完就两手抄在身后走了。
世上再没有比种地更苦的事情了。单调、重复的动作，从６０秒到下一个１分钟，从６０分钟到下一个１小时、两小时……直至１０个小时太阳下山为止，你始终在作同样一个动作。这不是动作，而是把你的心脏、你的肺腑、你的血脉、筋肉统统都扒出来，让每一根骨头裂开的、刀耕火种般的原始式的劳作！
我们来到北大荒不久，正好碰上６月份铲大地季节。一眼望不到边的垅沟长得叫人心里打颤，毒日头慷慨地馈赠给每个人，全身像小溪流一样无止无尽地流淌着汗水。我们像小虫子一样趴在一片杂绿、良莠不齐的垅沟里，睁着大眼睛去分辨什么是草什么是苗，然后用长满血泡的手狠狠地拉起锄具。十几里垅沟铲下来，背上像压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抬眼一看，还有十几里垅沟在你眼前伸展……北大荒啊！真是又大又荒。不时听到又有谁谁谁昏过去了的叫声，你只觉得你的血，你的汗，全部都被这垅沟、锄头吮吸、榨干！唯一能够使自己坚持下去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
我一刻不停地想着保尔・柯察金，想着牛虻，好像只有他们才能给予我一股丹田之气，使我一步一铲地活下去、干下去。我也默默地背诵：“……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我多么盼望裴阳给我来信呵！特别是每天清早，当哨子吹响，我们从迷蒙中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时，不少女生用上海话讲：“心惊别别跳！”真的，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存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重，就好像每天你一定要背着十字架去翻三座大山，才能活下来，否则就不能活。“今天他一定会来信！”每当清晨听到哨子，“心惊别别跳”时，我就立即这样想。可是他没有来信，一个多月了，我给他写了三封信，可他一封也没有回。每天晚上放工回来，是一个小时的反帝反修军事训练，再加上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和革命大批判，上炕时已是１１点了。集体熄灯后，我在炕头箱子上架起一支小蜡烛，读他让我看的两本书：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无法形容读书时心灵所受到的强烈震动。１５、１６世纪德国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了不起的受难者，翻译了《圣经》的马丁・路德的父亲是曼斯菲尔德的一个矿工，儿童时代的路德经常跟随父亲来到地下矿场，那里积聚着巨大的金属矿石，清冽的矿泉潺潺地流着，这幼小的心灵也许在不知不觉间早已摄取了最为神秘的自然之力，或许还受到山中精灵们的魔法保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身上才凝聚了那么多的大地灵气，那么多的热情渣滓。
路德虽不再相信天主教的奇迹，但他却相信妖魔的存在。他的席间演说集充满着妖魔鬼怪的离奇故事，他本人在困难中就常常以为自己在和具有形体的魔鬼作斗争。他在瓦尔特堡翻译《新约》时，曾受到魔鬼的一再打扰，因此他就拿起墨水瓶猛力掷向魔鬼的头颅，从此以后，魔鬼对于墨水，尤其是对印刷用的油墨便产生了巨大的恐怖。
荣誉归于路德！海涅写道：永恒的荣誉归于这位敬爱的人物，多亏他拯救了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还靠他的善行恩德生活！我们绝不应当抱怨他的观点的局限性，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戴上一副眼镜的时候。然而那被架高了的直观却缺乏崇高的感情，那种巨人的心灵，这是我们无法取得的，我们尤其不应对他的缺点轻下尖酸刻薄的断语。
２０年之后，当我再看已经完全不同了的裴阳时，所想到的也正是这句话。
读斯宾诺沙的著作时，我们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看到一个在静态中生气勃勃的大自然。参天的思想树林，枝头开满了鲜花，不断地摇摆着，但那无法摇动的树干却深深地扎根在永恒的土壤里。在斯宾诺沙的著作中有一种难以说明的气息，人们仿佛感到一阵阵属于未来的微风。他心中有一种真诚，一种自觉的骄傲，一种思想的威严，这好像是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份遗产：因为斯宾诺沙出身于一个殉道者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当时是被笃信天主教的君主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他的情人的父亲由于政治上的罪名，在尼德兰被处绞刑。你简直难以想象行刑之前要进行多少准备和举行多少仪式，长时间的等待使罪犯厌倦得要命，而旁观者却有了足够的余暇来进行思考，所以别涅狄克・斯宾诺沙对老人范・恩德的被处决是想得很多的，有如他以前由于宗教的长剑而理解了宗教一样，现在他又因为政治的绞索而理解了政治。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薇拉，就是他自己的夫人――一位伯爵夫人的写照。她相伴他遭沙皇驱逐，在西伯利亚整整流放了２１年。他从来不允许别人怜悯自己，他怀着民主自由的乌托邦理想，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我每天阅读到深夜一、两点，并且写下大量的笔记。承受苦难、承受生存压力和笨重劳作的心理支撑越来越强大起来，每天深夜当我吹熄“威虎厅”的最后一支烛光，钻进冰冷的被窝时，我的心灵又充沛起来，我想起他，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入睡，我相信他一定会来信的，一定会来信的……
他终于来信了！那天下工回来，我正要端水洗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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