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现代人的性爱观念，很多人都问过一个问题，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哪个更可怕?在我国唐朝时期，唐代人要求的节妇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恨不相逢未嫁时，就是唐代妇女对待精神出轨的真实写照。
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意味着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关乎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典型总是要树的，像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上，旌表门闾。可见唐朝立国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将贞女烈妇的先进事迹上报。当然，和后世不同的是，这种彰表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对于节义的男子也一视同仁。
再来看《新唐书?列女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
在谈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数的第一个典型是一个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他族，于此长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无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岁时朔望裴致礼唯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尔朱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这个故事应该是唐代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为了守节，裴淑英选择了用割耳自残的方式来表明心志，不过却在保姆的阻拦下没有成功。要是换到明代，十个保姆阻拦也没用，因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这点，我在下本书中会谈到)。当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广记》就记载，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
此女的生平事迹其实不详，不过，从诗篇的内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时是个容颜极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归，一直独守空闺，有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闯入其家，程长文宁死不从，以至于血溅罗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这个登徒子没有得逞。可能在挣扎的时候，防卫过当使得登徒子受伤的缘故，她居然被抓进了官府。在监狱之中，悲愤难抑的程长文写了这样一首长诗托狱卒转交给长官。
当然了，这种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现代，我们也还是提倡的，毕竟还是关乎妇女本人的个人意志。仅仅把着眼点放在守贞守节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为训。
其实，唐代的烈女对贞节注重起来当是在中唐之后，这种注重和儒家大师韩愈等人提倡的复古潮流不无关系。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如何与藩镇争夺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诸武力解决，如宪宗的元和中兴，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只能依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宣传了，宣传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韩愈对玄宗时期坚守睢阳的张巡的推崇。对男子要求尽忠尽孝，那么相应地，对女子的要求则是守贞守节了。
我们这里不妨来看看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的领军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学家的气息了。
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去妇》)
然而这位唐代被虚拟出来的节妇，到了明清时代，就一点也不节了，因为一个真正的节妇，是连精神也不能出轨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诗人甚至很不着调将该诗改写成：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续还珠吟》)
只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唐汝询、贺贻孙、沈德潜三个人都是老顽固、保守派、反动文人。因为我们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明清人的时代观念，正如他们拿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两样呢?
毕竟世易时移，替古人担忧发愁反省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掺和，不然读书读成一个道学出来，就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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