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两性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从群婚杂交到一夫一妻。在最早期的原始社会，人类受着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的限制，是以原始群为单位生活的，几十个男女要居在一个洞窟之中，以集体的力量寻猎食物，并抵御野兽的袭击，因此与此相对应的两性关系必然是群婚杂交。这种情况延续了二三百万年，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认识到“近亲相交，其生不繁”的道理，于是逐渐限制了性交范围，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原始群的分裂、两性群体一步步地宿小创造了条件。
于是，人类群婚杂交的范围一步步地缩小了，婚姻家庭制度产生了，从血婚制、伙婚制、偶婚制一直发展到专偶制，这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以上这种情况，日本和中国都是同样。
日本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实行“问妻制”，即男方前往女家访问的制度，夫妻不同住，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这有些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走婚制”相仿。这是一种并不稳定的婚姻制度，夫妻双方都很容易分手，另结新欢，甚至一面保持夫妻关系，一面另结新欢，这实际上还有群婚杂交的残余。如《古事记》记载，大国主命与须势理姬结婚后，仍然到处“问妻”，引起了妻子的不满。大国主命知道了妻子的感受，就在一次要出门远行之时，借了歌谣的对唱，表明自己心中最爱的女子还是须势理姬，后者深受感动，误会冰释，两人又和好如初。
从全人类进化的历史来看，一夫一妻制是伴随私有制社会和男权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那时，女子已经沦为男子的私有财产与附庸，所以那时出现的一夫一妻制决不是平等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而是一个女子只能嫁一个丈夫，但一个男子除了娶一个妻子外，还可以娶许多妾，这就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在中国古代典籍上，对于从天子、诸侯直至大夫、士可以有多少老婆，有数不清的说法与规定。
日本古代也是同样情况。自进入平安时代后，虽然法令是规定一夫一妻制，然而一般男性除了户籍上所登记的正室外，还拥有多名侧室，人们也都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
在日本，社会的传统性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婚姻、家庭被看作是人生的一个必然归宿，人(尤其是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会被认为很不正常，甚至被人看不起。结了婚，生了孩子，才能有稳定感，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与尊敬，这种情况在世界大多数地方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更为强烈。在日本古代(现代社会也差不多)，女人只有作为已婚的母亲才会被完全看成是一个女人，不论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才可叫做“一人前”，这个词的意思是“成年”和“可尊敬的”。
结婚既然是为了求得父母的欢心、为家庭和社会尽义务，那么这种婚姻很难不受父母的干预，也很难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道德观点中，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有时甚至和家族利益相对抗，那么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利益而放弃爱情，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建立起来了，可是婚姻是不自主的，中国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悲剧，欧洲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悲剧，在日本古代社会也在一幕幕地重演，而且其严酷和悲惨程度比中国、比欧洲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古代社会，家庭绝对是父权制的，这也是这个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标志。父亲是一家之主，无所不能，家庭成员没有自由可言，这样家庭才拥有自由，因为家庭不但是生产的经济单元，而且是决定秩序的社会单位。成与败，续与亡，不取决于个人，而取决于家庭。父亲的权力是专制的，他有权留下孙子，而把媳妇、女婿逐出家门。他有权处死淫荡的儿女，还可以将儿女贩卖为奴隶为娼妓。他可以任意与妻子离婚，也有权娶三妻四妾。他可以对妻子不忠，在外面寻花问柳也无关紧要。当基督教传入日本，宣传纳妾、通奸是罪恶之事时，许多日本人抱怨不已，认为它扰乱了日本家庭的和平。
在世界历史上，包括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上，妇女的地位在早期比在后期为高。自从出现私有制社会、即男权社会、夫权社会后，妻子沦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和工具，发泄性欲的工具、生儿育女的工具和家务劳动的工具。在中国最古老的甲骨文中，“妻”“妾”皆从女，有长跪的形态，这都说明了女子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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