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做典型好苦。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
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口述/宁远采访整理/黄俊杰
宁远 四川卫视女主持人、成都理工大学教师。“5·12”地震时处身地震灾区最前沿的宁远，连续三天三夜通宵坚守岗位和流泪播报，被网民称为“最美女主播”。
主持人或老师宁远的角色，正在从一个职业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她因地震而获得荣誉，也有了更大能量，调动电视以外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同时，长头发的宁远亦成为一个注册标记，连她剪短头发都会遭到身边人的反对。
宁远正在路上——采访她的时候，是在前往成都机场的车上。她正要前往北京的演播厅，录制的仍是与地震一周年有关的节目。
我是在地震前三天调到主播这个位置的。
那天我4点多就坐在主播台上，演播室里面有很多聚光灯烤过来，台里一直在走字幕，到6点多了才开始播出图像。
余震在摇，我觉得机器一直在晃，灯在晃，提词器上的字在左右摇晃。
连着几天，每天通宵我都坐在那里。那个时候，遇难者的数字一直在上涨，每一个小时不断地往上涨。你会一直觉得生命很卑微。我们老在说人定胜天，实际上，人怎么可能胜天呢？那个时候人的生命太卑微了，就像蚂蚁一样，说死就死了，那么多人全部就变成了数字。
这个数字背后是那么多的生命。以前播死亡人数的时候，时间来得及，我们是打成字幕配音的，就是做成一个片子播出的，但是那天，新闻发布会刚开完就给了我一个通告，说是最新的消息，让我在直播间把它读出来。我觉得换成任何人来读，都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
这些数字，我如果是在配音间配的话，可以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开始，但是那个单子，是我还在做其他事的时候、在正常播的时候，旁边直播间的门悄悄打开了，编辑进来，递了一张纸条说，马上念这个。
我拿着就要念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再控制自己，就自然地哽咽了，但那不是哭。很多报纸上说我哭了，有泪斑，还有媒体说四川卫视女主持宁远在演播室泪奔，我觉得还不至于那样。
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记得那一段时间，我在博客上面写过一段话：地震结束了，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失去健全身体的人们，他们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当一切归于平淡，我们的爱还在吗？
我们一开始流了那么多的泪，其实我们是被故事感动着。后来我再去到灾区的时候，我发现大多数受灾群众是没有什么故事的——他们是受了灾，但他们的灾不是最严重的；他们很顽强，但他们也不是最顽强的那个。
我记得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到安县的一个安置区做一档直播，直播间隙就走到一个板房里面。
板房里面像桑拿一样，我进去以后就跟里面的那户人家聊，聊了以后发现他们特别乐观。
儿子说我们家这次太幸运了，我在废墟下才埋了10个小时，就被挖出来了，我背着我爸爸，翻山到有救援的地方，才走了七八个小时，就遇到解放军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他不是悲伤的，他是觉得自己好幸运。其实这家人他们已经很惨了，房子没有了，家没有了，生活世世代代村庄已经被怀了，孩子受伤了，但是会拿其他更惨的人来做比较，觉得自己好幸运，他身边就有人埋了几十个小时，没有救出来。
我当时觉得挺残酷的。他们现在条件也不算很好，也没有什么故事，一家人还是需要帮助的，作为新闻来讲缺少挖掘它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展现。他们不像小英雄林浩，是被挖掘出来的故事——在映秀的时候，我住在一家受灾群众家板房里面，来了一大堆小孩跟我玩，他们父母也一起来了，争先恐后告诉我这个小孩当时也救了人，那个小孩也救了，林浩是其中一个，只是他正好被电视台看见。
在抗震救灾阶段，人们都去关注故事了，是人的一种心理需要，就喜欢看多少精彩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平淡的、没有故事的，难道他们就不需要帮助吗？这个东西触动了我。我发现自己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通过自己的力量。
去年，我被邀请担任了“扬帆计划”的形象代言人。这个计划每年在贫困地区，尤其在灾区选一定数量品学兼优贫困学生，把他们送到南京、北京这些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去进行一段时间的暑期实践，或许到高校去，或许组织夏令营，有很专业的老师陪伴，让他们提前看到外面的世界，回来以后更明白自己要追求什么东西。
一个学生的费用需要一万多元。刚好，团中央又邀请去参加一个活动，叫做“十大梦想青年”评选，他们在全国找了 “十大梦想青年”，帮助他们实现青春梦想。当问到我的青春梦想是什么，我就提出把我的金鹰奖奖杯拿出来拍卖，拍卖的钱全部用来做扬帆计划。后来，我的奖杯拍了150万。这件事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做一些事，在我的节目之外。
我觉得做典型好苦
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没有因为说地震，或者因为我参与了直播，我的生活就发生很多改变，或者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但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因为地震之后出现的。比如说，奥运会火炬手把我临时加进去了。当时临时增加了29个火炬手，本来火炬手是之前就定好的，在成都传递的时候临时增加了29个在抗震救灾表现突出的人，做了火炬手。
我当火炬手的时候，遇到另一个新增的火炬手，是一个小孩子，是抗震救灾的英雄。当时我们就在那里排队，他走到我面前来，叫我姐姐。我问他干嘛？他指着自己，问我，你认识我吗？我仔细看一下，问你是演哪部电视剧的吗？他长得挺可爱的，我以为是一个演员。但他说，我你都不认识？我说真的不认识。他深深地为我叹了口气，转身离开了。他是觉得我好孤陋寡闻。由于太多地方报道他，小孩子渐渐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有媒体因为当火炬手的事情采访我，会把我编得特别高大，其实我当时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善意的，但我想我没有那么高大，也不愿意让他编得那么高大。我很讨厌被贴上地震这个标签。
在你之前，就有很多的人问过我关于地震直播流泪的问题。我已经被贴上这些标签。被贴标签我觉得不是好事，尤其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唱首歌红了可以无数场演唱会还唱这首歌。主持人总要做新的工作，面对新的节目和采访对象。
我因为当时的表现，被大家贴上标签——就是长发披肩，满含热泪。地震是非常特殊状态下的东西，我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很难再突破自己。
这个东西是很苦恼的。一方面，我在地震直播当中的表现为我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是坏事，一定是好事，但是要摆脱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印象，想自己有更高的追求，这个很难。
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剪了短发，马上招来所有人的反对。大家强烈要求我恢复长头发，觉得你干嘛要变，现在这样谁认识你、谁想得起你是那个最美女主播？我觉得这个很荒谬。
我希望自己帮到更多的人。但要做这些社会上的事情确实很矛盾，大家来找到我做这个事情是因为看到我这个标签，我要做这个事情也得用这个标签。
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讲，我又不希望被定成那样的东西。我自己是记者，采访过太多类似于典型人物，当我真正走进他们的时候，任何一个典型在远处看到，和近处接触都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我采访过一个典型，用三年五年时间一直在帮助偏远山寨麻风病的村落。其实他就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想翻山越岭拍很美丽的风景，他觉得这里的人特别纯朴善良，不知道是哪个时代，以为毛主席还在，完全是一个世外桃源，出于自己善心帮助那个村。
后来他被树成典型，被关在宾馆里面写材料，请一堆博士生帮他去写，说去到哪个村上遇到了狼，零下多少度摔在一个小溪里面，又被马匹从身上踩过，他就在挣扎——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我觉得做典型好苦。包括地震之后，有很多人坐在一起开报告会，英雄事迹报告会，抗震救灾模范人物报告会，他们叫我去参加，我一直拒绝，从来没有去参加过。
我们台有记者被叫去参加，不断走进工厂、学校把大家集合在礼堂里面，掌声欢迎我们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出来讲我怎么样。
这是很无奈的东西。我参加很多活动，人家介绍我的时候，一定都会介绍“最美女主播”，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最美的主播，听到别人介绍我，我想我长得又不好看，还最美丽主播，就会觉得挺尴尬的。
地震的时候，我觉得那一段时间一下子我真是一个媒体人，真是一个新闻战线上的人，一下子觉得找到属于这个职业的荣耀感，我做这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在那种状态下，拿过来就播，就什么东西马上就出去了，很透明的，时效完全是从新闻本位出发。但地震是非常态的，现在一切又回到了正常时期。
以前每一年，到自己生日的时候，或者是过年时候，会觉得一年又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会不自觉地把5月12日这一天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做“5·12”一周年的纪念节目，所以也会经常提醒自己，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有很多记者老这么写，说地震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更加热爱生活，这并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我以前就很热爱生活，没有说地震以前我就不珍惜生活。我觉得你如果在四川采访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一点，地震，似乎没有改变太多的东西。
四川人的乐观，对生活、对苦难的消解，其实一直是这样的。有人说地震以后，好像人们心中的大爱被唤起了，人们的关系更和谐了，但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些事情不会因为一次地震，大家就人性本善的东西就出来了，其实对这个我是比较悲观的。
所以，你要说这一年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因为地震发生了太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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