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在中国艾滋病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在北京市佑安医院，艾滋病人们得以生活在一个理性、平静的世界之中，这所被众多专家称赞的医院除了拥有国内较好的专业医疗能力之外，尤以能对病人以礼相待著称。
“可惜的是这样的医院太少了，”一位专家说，“相当多的医院、医生还对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持排斥和蔑视的态度。”
恐惧造成了最为残酷的心理迫害，一些艾滋病患者因此被自己的家庭排斥在外。在河北，一位城市男性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他的妻子和父母都拒绝他再居住在家里，也拒绝帮助他治疗，因为“自己得病就够了，不能再传染给家人”。
在家庭之外，这种恐惧更轻易地使得人情瓦解。另一位河北艾滋病患者不仅丢掉了自己的工作，而且连累了妻子———她的办公用品被用工单位从楼上窗户里扔了出去。
被北大拒之门外的河南睢县两名HIV感染者之一赵静，在与一位专家面谈时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家庭能够得到社会救助，一方面躲避对方的友好举动。“别跟我握手，有病毒。”他自己也认为人们对他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著名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从隐私权的角度理解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们的痛苦，他认为，常规公共卫生措施并不适合艾滋病的特殊性，它对艾滋病的蔓延是不合适的和无效的。艾滋病往往在这样的人群中通过他们秘密的、隐私的行为传播，而他们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和受羞辱的。当门诊医生要求患者在卡片上填写名字和地址时，这些门诊的病人数量就遽然下降，许多人只好自己想办法治疗或者去找江湖医生。
这就像一个连环套，边缘化和羞辱导致隐匿，隐匿导致公众恐惧，恐惧再导致新一轮的边缘化和羞辱。
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对艾滋病人和HIV感染者给以心理救助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如何使他们拥有正常的权利，是中国社会正在面临的人道命题。而如何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走出地下状态，进入治疗程序并减少对他人的传染，则与公共安全息息相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行为干预室主任吴尊友说，“如果艾滋病人的心理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就说明我们社会的整体防治水平上了台阶。”
事实上，对抗艾滋的国家政策与对待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态度，往往来自同样的认识水平。
毫无疑问，重复泰国和印度的错误是可怕的。泰国曾相信自己是佛教国家，道德基础足以对抗艾滋;印度则不相信有什么严重的危机存在，错过了控制的最佳时机。
澳大利亚的防治手段受到各国专家的推崇，其特点是，大量的科学宣传，对高危人群进行疏导而不是打击，对病人和病毒携带者加以关怀而不是歧视。事实上，中国与之相比，还存在着差异。
有专家在采访中表示，我们对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的关怀程度，与美国相差10到15年，“而且美国还不算做得最好的”。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在谈及反对针对艾滋病的歧视时曾说：“我们的敌人是病毒，而不是感染病毒的人。”
在中国艾滋病传播进入快速发展期的今天，冷漠比病毒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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