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和家庭，不过是人类文明史上很短暂的一部分。“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是怎样产生的呢?是出于种族繁衍的需要还是个人性欲的需要?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直在争执。一般以为，家庭是爱情和性吸引的自然延伸。但是，爱情和性就一定能够产生家庭吗?从个人角度看，很多人并不是因为要建立家庭才恋爱和性交。从群体角度看，种族繁衍也不一定需要家庭，纳西族的摩梭人就是例子。家庭不过是爱情和性的垄断形式，是对异性关系进行保值的幻觉。
人们在思考家庭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注意它的建设性，而忽略了它的破坏性——建设了一个新家庭，破坏了两个旧家庭。妻子和丈夫，就是从两个旧家庭的躯体上割下来的两块肉，他们在一个新家庭中重新生长在一起，并等待着下一次分割(女性对此的敏感程度要远远超过男性)。这就是性爱与婚姻、家庭的初始矛盾。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套特殊的处理方法，它试图籽陛爱的私人性与家庭或家族的公共性合二为一。在一个封闭的家族空间里，将性交变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农耕生产(像种稻子一样生儿育女)，将爱情变成伦理学意义上的报恩(恩爱)。在这种农耕价值支配下的婚姻和性爱，丧失了个人情感的诡秘性和私人性。这种混淆私人情感和公共事务的文化统治，在中国有效地延续了几千年，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才开始崩溃。“五四”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自由，包括恋爱和婚姻自由。
然而“性解放”运动走到今天，已经有了一些危险的苗头。例如有一种观点：性交就是性交，跟传宗接代无关;爱情就是爱情，跟报恩无关;家庭就是家庭，跟家族无关。这种貌似解放的观念，实际上潜藏着诸多危机。
东方传统社会是建立在纯粹宗族躯体(家族繁衍)基础上的性爱，某些原始部落是建立在纯粹个人肉体自由基础上的性爱，而现代家庭既没有家族公共价值作为依托，也没有个人肉体自由作为根据。它呈现为一种虚伪的无根状态。激情没有了，身体衰老了，就一个孩子还出国了，两双泪眼对泪眼，对着电视机发呆。这种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所有的是一种消极无为的、相互抚摸和欺骗的、阳痿的“恩”，经不起如潮诱惑的考验和冲击。“无关论”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没有价值皈依的“现代病”。
为了医治这种带有“精神性阳痿”性质的“现代病”，美国人发明了“伟哥”这种药物，也就是让我们向外部物质世界求助，通过化学的、生物学的激情，来掩盖真正的生命激情的消亡，并将这种伪激情转嫁给妻子。这其实并不新鲜，西门庆就使用“伟哥”征服了潘金莲、刘金莲、陈金莲，但并没有维系他的爱情和家庭。为了抵御来自“伟哥”的伪激情，女权主义呼唤“自慰器”，她们宁愿独自解决。“自慰器”瓦解了“伟哥”的神话，更瓦解了婚姻和家庭的梦想，这是一种极端畸形的瓦解策略。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伟哥”的使用主要是在度假村和“二奶”身上，而不是家庭内部。家庭的危机由此可见一斑。家庭价值的瓦解，是社会价值瓦解的最根本表现形式。
与其说家庭和婚姻束缚了性，不如说某些性的观念毁掉了家庭、婚姻和爱情。“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关于“性的观念”。“爱”并不可爱，可爱的是关于“爱的表达”。表达(语言的、躯体的)不是占有，而是交流，它超越了“性”的动物特征和社会意义上的目的论，也超越了狭义的“性”的死亡特征。它属于生命和存在，它漂浮在肉体和精神之间。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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