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自从1968年席卷西方的“五月风暴”以来欧美掀起了“性革命”(性解放)高潮,轻率地把人类为生存发展需要而确立起来的性道德一概斥之为性禁锢。童贞、巳婚夫妻的相互忠诚被视为迂腐保守，通奸、同居、性乱者被冠以“性伴”的美称，“同性恋”作为“性革命” 的伴生物盛行一时，连娼妓和卖淫也改称为“性工作者“和“性服务”。
这场“性革命”给西方社会带来无数少女怀孕、少年妈妈、婚姻破裂、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的儿童身心发育受挫 ，以及性骚扰现象普遍发 生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也造成了性病的猖獗流行。艾滋病毒作为跨世纪的死神，巳经在70年代悄悄地在纵欲者中播下了死亡的种子，80年代初，当美国发现第一批同性恋艾滋病人，随后又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疾病极其严重的后果时，不少明智之士纷纷指出，80年代艾滋病流行将终止60年代开始的“性革命”，人类必须向性道德回归。
人类性行为的约束古已有之
不仅所有历史悠久的文明民族在历史上都有着严格的性约束，即使在一些原始部落里，性行为也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放任不羁。人类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形成的文化是演进的，扬弃旧的，然而创新决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全部否定。对中华文化中的性道德传统也应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
例如，封建社会的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单方休妻，女性却要从一而终；丧妻可以续弦，寡妇却不能改嫁，这种歧视女性的封建性道德当然应该否定。但否定决不意味着提倡女性同时嫁三、四个丈夫，而是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双方都有离婚自由，配偶亡故后男女都有权再婚。又如，封建社会把婚外性行为称为通奸，通奸不论男女都要受到惩罚，有的还非常严厉。在我们不赞成这种惩罚时，并非因此同意夫妻间不必忠诚，婚外性行为是合理和值得提倡的观点。再如，封建社会不注重男性的童贞，却非常注意防范少女失贞，对此根据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发现，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私有制观念必然认为子女也是私有的，为了保证财产继承权不落入他人之手，必然要求妻子保持贞洁。当时医学还不发达，未婚先孕而坠胎是要昌生命危险的；而任婴儿出生，以后怎么能门当户对地出嫁，。为了防止婚前性行为，只有将少女束之深闺才安全，这种保护也包含着少女本身的切身利益，试想，如果《西厢记》中的张生是沾花惹草的纨的子弟，崔莺莺又怀上了孕，这在当时将酿成怎样一幕悲剧；《红楼梦》中贾宝玉初试去雨情后，如果袭人怀了孕，将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在反对单方面要求少女贞洁的今天，为了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为了强调爱情的严肃性和重视感情的价值，以减少青少年学习生活中可以避免的激烈情绪波动和不幸事件，我们不应赞同婚前性行为。提倡男女平等，对保持童贞的要求也是男女对等的，这就是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性文明的应有态度。“贞洁”象征着对于爱情的忠诚，即使在“性解放”成灾的西方社会，婚前性行为仍被称为“失贞”，不论男女都一样，这是否意味他们还有浓厚的封建性意识？
人类性行为的约束是生存发展的需要
性行为必须受到约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诸多因素，迫使人类在谋求生存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对自己的性行为加以约束。
优生己为人们所熟知，但西方的性解放开创的新群婚时代，使许多人不知道 亲生父母是谁，如名噪一时的美国拳王阿里曾遗弃一名怀孕少女，生下的女儿到18岁时才知道阿里是生父，倘若阿里不是拳王，她可能永远不知道父亲是谁，这种在性乱的社会背景下，同父异母的后代大量增加，优生还是劣生是显而易见的。
性约束的另一生物学原因是男女婴儿的出生比大致是1:1，男性略多于女性，这就决定了一夫一妻的合理性。
性约束最重要的生物学因素是预防性传播疾病，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国际、洲际的人员往来日趋频繁，原来散布于世界各个局部地区的不同性病，也随着人群的大流动面向着全世界蔓延，以致今天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都可能找到任何一种性病，从预防性病的角度而言，保护人们不得性病是性道德的主要社会功能。在出现性病特效药以前，许多人慑于性病的威胁，被迫接受性道德，不敢轻举妄动。40年代未，美国使用青霉素治疗性病，疗效卓著。这使人们以为从此有可能控制甚至消灭性病。然而事与愿违，到50年代中期淋病的发病人数逐年回升，回升的原因并不是淋病菌抗药，而是青霉素促使人们有恃无恐地参与性乱。这样说，并非否定青霉素本身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有了性病特效药之后，人类仍然要重视性道德，要约束自己的性行为，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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