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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50年择偶之变

更新时间:2024-11-22 06:23:01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稀罕一种东西,叫爱情。

  经年之后发现,我们爱的是一些人;与之结婚的,可能是另一些人。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恩格斯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道德了数千年,还经历了一个最不道德的年代。

  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价值观在变,我们的择偶观也在变。但择偶观的核心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顽强的惯性,这个核心就是“郎才女貌”——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才”与“貌”的衡量标准与表现形式。

  于是,漂亮的女子不论出身高低,总是前途不可限量;而优秀的男人,不管年老还是年少,总是滑不溜手。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与几千年前,并无不同。

  红色年代,爱情缺席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法国社会学家穆勒在分析了婚姻基础的基本内涵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婚姻有三大动机:即经济、子女与爱情。在上古时期,经济第一,子女第二,爱情第三;中古时期,子女第一,经济第二,爱情第三;到了现代,变为爱情第一,子女第二,经济第三。这种划分大体上反映了人类婚姻中择偶标准的变化。

  我们的情况或许还有些特殊,因为政治曾经在这个国家近乎疯狂地起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不免是政治问题,包括择偶与婚嫁。

  我们甚至有过那样一个时期,性是被严格压抑的,而爱情是羞于启齿的。

  “英模崇拜”成为择偶主流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小康》采访时总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择偶的自由。

  我们的故事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事实上,那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关于爱情的故事发生。

  但关于爱情自由的梦想已经萌芽。正是在那个时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风靡一时。其中敢爱敢恨的小芹成为青年男女的楷模,而行一贯家长作风的何仙姑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下台,标志着中国进入择偶自由的阶段。

  “昨夜晚小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二黑哥你当了模范。人人都夸你是神枪手,人人都夸你打鬼子最勇敢。”小芹在影片里的唱词同样形成那个年代的择偶理想。

  那是一个价值单一的时代,不似现在黑白模糊,以单一价值选出的“模范”、“英雄”成为1950~1960S择偶的关键词。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我们的战士,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的一则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给了军人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嫁给军人,尤其是获得荣誉的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即便从战场走回来的军人身体已不再健全,但这些都不重要,军人的光辉与荣誉足以让窈窕淑女趋之若骛。

  生产工作中的“模范”成为在军人争夺战中不幸败下阵来的女性们的次优选择。当年,农村与工厂或者国家机关都会兴起“劳模”或“工作积极分子”的评比。那些站在台上胸带大红花的男女自然成为择偶的热点。

  那时候,人们找对象首先考虑的是,对方政治上是否要求上进,在工作上是不是模范;那年头,处对象的时候,“如何提高工作效率”、“如何争取工作上的进步”成为交流的主题和中心,并借此发展成为光荣的“革命家庭”。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一份调查报告中称,1948年到1966年,择偶条件中最关键的是本人成份、政治面貌以及家庭出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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