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构建国际文化中心的上海，计划在未来的5年内，使现有的博物院数目，从54间增加到100间之多，几乎涵盖所有的人文领域。
上海的一位老教授，以博物院的形式，大力推广性教育，过程却并不顺利。他自费建立的“中国古代性文化博物馆”，丰富的性展品，在海外展出时非常轰动，台湾报刊誉为“五千年来第一展”；在上海，则因为广告、经费等原因，不得不搬迁。
本报走访了现年69岁的刘达临教授。
刘达临退休前，是上海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者。在多年的研究中，他收集了不少性文物，还自费开设私人藏馆。
我去过他创立的古代性文化博物馆，地点在繁华的南京东路步行街。博物馆面积800平方公尺，展品有1200件。
全馆分为“人类的性进化”、“性崇拜”、“婚姻制度”、“对妇女的性压迫”、“性文学艺术”、“性保健”、“性和宗教”、“异常性行为”等10个部分。参观卷为每张人民币30元。
展品之中，包括不少的春宫画、陶瓷，木雕的性交雕塑，有的在中国，称得上是“大胆和新奇”。
刘达临的藏馆，已经搬迁到静安区武定路，吸取了过去在南京路开设博物馆的经验，公司目前也改为独资。
刘达临说，当时他和一家国有的百货公司合资，对方之所以有兴趣，不是因为对文化的理解，只是当作一个能赚钱的新项目。
但事与愿违，因为博物馆的进口处比较偏，很多人找不到。观众少了，经济收入减少，就很难维持。
刘达临说，“我要在门口摆个小小的指路牌，比如说“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馆向前10米”，却得不到批准。因为管理部门，主要是步行街管理办公室，认为“性”不能出现在南京路上，“性”字不好、不雅。”
“我跟他们说，你们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性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我说你们有何法律根据，法律没有规定不可以，就可以做。”
管理部门拿出国家工商局1996年的一个通知，上面写“性产品不得做广告”。刘达临指出，他的展品不是性产品，不是生产出来的，是文化遗产、文化展览。但对方不接受这个解释。
本来刘达临想打官司，因为不论是输是赢，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但考虑此举将带来负面效应，会树敌，所以还是忍下这口气。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因素是由于受到限制，经济收益不够好，所以和合作体系发生了矛盾。4月30日双方拆伙了，博物馆便搬到武定路。
独资经营，虽然有“自主权”的好处，经济负担却不小，每月房租、员工工资，再加上水电费等，常月开支人民币8万多（约2万新元），单靠门票，很难支撑下去。刘达临希望广辟财源，比如搞出版、性康复治疗，性文化旅游等，通过一系列活动，来弥补展览馆的不足。
谈起办博物馆的初衷，刘达临告诉本报，他以前研究社会学和婚姻家庭，后来过渡到研究性科学。从研究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性科学。 1989年至90年，他曾展开全中国2万例的性调查。
在这以后，刘达临就把主要力量，放在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上。根据他的调查，现代中国人的很多性观念、性习俗、性行为，都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如认为性是见不得人、不好启齿；女子被人强暴，即使本身没有罪过，也要被人看不起。
因此他觉得，不能很好的正视过去，就不能更好的正视现在和未来。于是把研究的主要力量，转向中国古代性文化史。这项工作，需要有很多文物来佐证。
刘达临说，“性文物历来被看作黄色、淫秽的东西，是要被销毁的，但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应该挖掘出来。这样就开始收集一些性文物。所以我的第一个目的是研究。”
在收集性文物过程中，刘达临发现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很多宝贵的东西，被愚昧和无知彻底毁坏了。比如，1990年上海市公安局，扫黄扫出很多淫秽物品，其中两大包是古代的东西，包含一部分清代名师的春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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