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之后，孟宪实教授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唐高宗的真相》。
对历史的叙述，可以分成学术性的和非学术性的两大类，前者属专业范畴，有其自身的标准和目标，也有为追求目标设定的各种规矩，因其专业化，只能局限在少数人或专业人士之间；后者则属社会化和大众化的，目标是引起所有人的共鸣，其范围是全体受众。《百家讲坛》的设定，正好是跨越二者之间，是以专业人士将专业的内容采取通俗易懂的方式传达给非专业的社会大众。它要求既有专业的素养，又具备大众喜闻乐见的接受方式。较之于历史小说和电影电视，讲坛的内容是真实的，它不能有过多的虚构，也不鼓励作者自己过多的臆想，基本上是在史实的前提下做比较生动的叙述，使人喜欢，形象活泼，甚至催人泪下，或让人欣喜若狂，目的还是追寻历史的本真。现在，孟宪实先生将在《百家讲坛》的讲稿整理成书，在著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读过之后，我觉得《唐高宗的真相》这本书，作者的这个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正是我下文谈论的基础。
李治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在父皇的权威面前，在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要求方面，他低调做人，认真做事，小心谨慎。所有他需要的品质他都具备，所有正面的评价他都拥有，然而他想做的与社会不合拍的事情，他也照做不误。
这本书的写作建立在资料和信息比较扎实的基础之上，通俗地说就是凭借史料说话，因而是比较真实和可信的，与时下流行的“戏说”是两码事。研究历史的人都很清楚（我这里指的是实证史学），由于文献记载的选择性加上散落流失，古代很多事情和人物的具体情况我们今天所知甚少，要想复原，就必须通过专业的训练，以该门学科的规则和要求去研究，进而揭示出不为人所知的东西，通过史料的解读，提出合理的假设和猜想，都是有效的手段。这属于学术性和研究性的范畴。那么，这本书有什么特点呢？我觉得以下三点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
对高宗性格的刻画
年轻的李治，在即位之前的太子时代，仁弱性格外表隐藏下的，是他的为追求目标而矢志如一的韧劲儿。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与武则天的邂逅。
具体到唐高宗这个人，传世文献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仁孝、懦弱，其政治则不敢恭维，甚至还遗留祸端。如《旧唐书·高宗纪》的“史臣曰”里有这么一段话，说他“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虚”。“中宫被毒”指的是高宗的皇后王氏被废、武则天侧立的事件；“元舅衔冤”是指支持王皇后的朝中重臣长孙无忌被排挤和被铲除的政治斗争。史臣所说的这些评论，都是指责和批评的语调，显然，他们对高宗并不满意。到了《新唐书·高宗纪》里，史臣评论的语气就更加严重，说他“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两《唐书》的史臣，一是五代时期的人，一是北宋时代，他们对高宗的态度，显然是严厉的批判。其批判的目标，就是高宗任用武则天，最终导致以周覆唐的发生。显然，武则天是他们的众矢之的，而高宗则是武则天上台的牵路人。现存的文献，主旨基本在此。在这个叙事的框架里，高宗被掩盖在武则天的光环下，他几乎丧失了主动，处处受武则天的支配和制约。除了武则天的手腕和计谋之外，高宗之所以罩在武则天之下，还是他性格的仁弱甚至懦弱造成的。然而，在《唐高宗的真相》书中，作者眼中的高宗皇帝，显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如他所说:“我讲的唐高宗，也许与你的印象很不一样。复原唐高宗，就是我的使命。”（第一讲《殿下的早年生活》）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年轻的李治，在即位之前的太子时代，仁弱性格外表隐藏下的，是他的为追求目标而矢志如一的韧劲儿。表现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他与武则天的邂逅。后者当时还是李治父亲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按道理属于李治的母亲辈分，但是李治在守候生病的父亲的床榻之旁，却与武才人眉来眼去，用宋朝人的话说，就是:“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指武则天）。”（《新唐书》卷七六《后妃·武氏传》）两个人于是就好上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按照一般的孝道，皇太子与自己后母辈的才人产生感情，并且又上升到婚姻的地步，即使唐朝后宫在某种程度上濡染北方游牧势力上层贵族收继婚习俗的情景下，也是不被认可的，况且李治偏偏又以通达事理的孝顺著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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