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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女性的尴尬

更新时间:2024-10-24 02:30:32

  中国女性地位正呈现出暧昧交错的形态:一方面是职场女“白骨精”的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多数女性主体意识的日益弱化和丧失

  赵晓

  有一次和一洋女友聊天,她对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羡慕不已:男女同工同酬;掌握家中经济大权;享受着男人的宠爱和关怀;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有绝对的发言权。这一切,在事事讲究男女平等、崇尚自己为自己负责的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另一方面,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卖淫”。

  新世纪中国的两性关系,在经历了恩格斯所谓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阶级对立”的漫长阶段和“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短暂自豪之后,正呈现出“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并存的复杂面貌。

  平等的表象

  在父权制宗法制度下,婚姻作为性契约的第一目的就是生儿育女,婚姻只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性制度。

  还好,历史总是向前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爱国学子和民族精英致力于对民族有毒文化的批判,他们强调婚姻应该自由,包括离婚和结婚都应该自由,经过努力,他们的一部分理想实现了。登报离婚、自由恋爱成为风靡一时的新事物。

  到了1949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经被婚姻自由所取代,小老百姓是比较充分地享受到了婚姻自由的好处的。但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在那个年代,平民不能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生活作风问题。

  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上下狠斗私字一闪念,斗得妻离子散,斗得妻儿要和丈夫划清界线,斗得婚姻家庭摇摇欲坠。这时的婚姻很多没有爱情的基础,要么是一种生存的简单联合,要么是一种政治的相互利用。比如下乡的知青屈从于当地的当权者,返城后为了生存又勉强组成家庭,这些跟感情没多大关系,都只是为了生计。所以这一批人的婚姻到了80年代中后期纷纷解体,就不足为怪了。

  一些老右派平反后,过去的妻子想找他复婚,孩子也来套近乎,他坚决不理睬,说:不外乎看到我的补发工资嘛。政治运动对亲情的泯灭和异化,由此可见一斑。

  样板戏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对女性性征一次相当彻底、相当残酷的否定。《龙江颂》里的江水英,《海港》里的方海珍,都只是站在革命群众前面指挥方向的领导者,从无绯闻,也不知是否结婚。而波浪般的卷发,那是国民党女特务的专利。

  此一时期的女性,开始享有“半边天”的光荣,有了劳动和获得同等报酬的权利,有了妇联的保护,有了国家分配的政治上的固定代表权,有了“要武”的豪情。

  女性权利的此次跃升,更多的是当时政治文化环境总体改善的副产品,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女性能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妇女解放很重要的一块——思想,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

  爱情的条件

  如果说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婚姻被政治操控,八九十年代的婚姻则更多地受金钱左右。上至各地诸侯,下至小老百姓,开口下海闭口经商和赚钱。此时的婚姻也就很数字化了,存款多少往往是决定爱情指数最重要的因素。“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是这一年代的经典流行语,长盛不衰至今。

  而在婚姻的攀附性方面,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病态的程度,多金的所谓“钻石王老五”,被畸形的婚姻市场娇纵得不可一世。男人对女人的要求也开始水涨船高,希望她们挣钱自立;希望她们不要与自己争饭碗,起码不能比自己强;希望她们是母亲是姐妹是情人是老婆是保姆是心理医生;希望她们身上有三个按钮:贵妇键,仆妇键,荡妇健,可根据需要一一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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