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郭沫若在南下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一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参加了南昌起义。爱神维纳斯总是对诗人情有独钟，安琳也不例外。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患上了痢疾，安琳不顾劳累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遭到袭击，郭沫若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安琳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10天。待风向一转，同船到香港。
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经历郭沫若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题目分别是《酒家女》、《党红会》、《三月初二》、《未完成的恋爱》、《新的五月歌》、《安琳》、《病了的百合花》。总的主题是革命与家庭（两者之间的矛盾）。其中一篇直接以安琳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
郭沫若再赴日本前，朋友们为他和安娜饯行。安琳也去了，席间显得不大自然，原因在于郭沫若和她虽有情愫但郭沫若却不能专爱于她，他的日本妻子正坐在他的旁边。郭沫若瞧着安琳有些尴尬的样子，心里禁不住想道：“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安娜凭着女性的敏锐的直觉，看出郭沫若和安琳的关系似乎有些异样，回家后便问郭沫若个中究竟，郭沫若一一如实相告。
安娜问郭沫若：“你爱她吗？”
郭沫若回答：“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
安娜又问：“既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
郭沫若说：“惟其爱才不结婚。”
他说得很巧妙，很机智，但终究有些模糊、含混，让人不得要领，好像不是在回答问题，而是在谈论婚姻中的哲学或哲学中的婚姻。安娜要实际得多，她指着草席上睡熟的三子一女，对郭沫若说道：
“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
以上所写根据郭沫若的自述《离沪之前》。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说：郭沫若是由“一个穿着军装的可爱的姑娘陪同来的，在我家里住了十几天。这个姑娘生在安徽，据说年迈的父母亲是日本留学生，因而她会讲日语……那时候，郭夫人（富子）从广州先一步归沪，赁居在我家附近的一所小房子里，她与这位姑娘之间有些争执”。还有一种说法：安琳到上海后曾去过郭家并住在那里，当时她告诉安娜郭沫若曾追求过她，安娜听了好像在安慰她似的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别介意。”这些说法都同郭沫若的自述有所不同，似乎暗示了安娜和安琳的关系有某些微妙之处。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郭沫若和安琳在患难中产生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套用那个时候的时髦语言，就是“革命加恋爱”，或者是“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的热情”。郭沫若在自述中承认他“爱”过安琳，不过这种“爱”仅限于“精神上的表现”，因而是“不充分的”。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中，把郭沫若和安琳描述为“当众性交”的色情狂，纯系恶意的歪曲，断不可信。因为郭沫若和安琳都是革命中人，革命队伍有严格的纪律，再说在兵荒马乱，形势万分危急之际，哪有那份闲情逸致？
前面已经说过，郭沫若当时对安娜十分感激，他把他们夫妻“爱的联系”视为“骨肉的联系”，视为“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总之看得无比重要和神圣。他一再说安娜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他把译作《浮士德》献给永远的恋人安娜。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都是郭沫若真心真情的流露，并无半点虚假。不过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他献给安娜的《浮士德》，其中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实际上是郭沫若给安琳的一篇献词，安琳使得他的身心不宁，而他愿意向安琳献出全部的心肝。郭沫若说没有安琳他绝对译不出这首诗来；虽说是译诗，完全是借了件歌德的衣裳，来表现郭沫若自己的情绪。彼时彼刻，宛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诗人的情感世界里漾起了矛盾的微波：安娜在身旁，安琳在心上；安娜在心上，安琳去何方？郭沫若尽管身心不宁，还是和安娜去了日本。看来安琳并没有对郭沫若和安娜的夫妻关系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害，她留给郭沫若的只是一段难忘的温馨而又浪漫的回忆。所谓“惟其爱才不结婚”，表现了对安琳的尊重与爱护，他不愿使她处在“第三者”的尴尬地位；这也表明了对安娜的敬重与依恋，他无意改变他和她夫妻关系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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