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婚外性的原因，各方学者的观点不一，笔者倾向于认为婚外性行为是以下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学者马尔库塞认为，文明的进步与负罪感的增强有关，他提出“文明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由负罪感的增强而导致的幸福丧失”。然而，这一理论在中国似乎不那么成立了，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基本不会产生负罪感。这是因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信仰。因为这里面有一种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纯粹世俗的、不成文的社会行为规范。这些社会规范有些演变成法律，有些没有，但是这些规范都被人们从内心中服从着。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长久以来儒家学说一直占统治地位，“礼治”是制约中国人言行的主要规范。
由此可见，西方人重视内心约束，而中国人重视外部约束。在西方人行为中有信仰及负罪感来约束的部分，中国却更多地由社会交往的规范来约束。因此，在婚外恋方面，中国人感到的压力更多地来自外部———家庭关系的压力、社会舆论的压力、行政处分的压力等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婚外恋就会少，而中国人虽然较少受到内心的折磨，却慑于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对于中国人来说，社会惩罚是制约其婚外性行为的关键因素。
社会学家认为，历史上的非道德主义往往出现在社会结构大动荡的时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尚未完整地确立其自身形态。一元化价值模式瓦解，社会结构处于高度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中，社会结构中缺乏传统主体文化价值的有力支撑，必然会导致人的行为无序与道德滑坡。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封闭的流动性非常差的小农社会，一个人一旦做出诸如婚外性行为的越轨之举，那么他所生活的村庄或社区里的人都会知道，通常情况下他会受到当地族规或村规的严惩。即使能躲过惩罚，也必将导致他社会地位的下降，而且他也会丧失很多发展的机会。
但在转型期，人口的流动性增大，许多人远离了自己世代居住的家乡而在其他地方定居下来，这样，原来制约他们的族规、村规等社会规范就不能起到作用；过去能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人事档案制度正在逐渐失去其强大的社会控制作用，所以转型期社会惩罚是大大降低了。
有学者发现：社区规模对婚外性也有影响。在小型社区中，人们互相之间比较熟悉，越轨行为会受到社区舆论的压力。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社区的规模也远远地大于从前。原先的老街坊、老邻居早已各奔东西，特别是在北京、广州、上海这样的都市里，邻居之间连姓名都不知道，就更不要说制约对方的婚姻了。所以，社区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大大减弱了。
包二奶竟成“炫耀性消费”
“炫耀性消费”最早是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出的，他认为在炫耀性的消费体系中，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且具有符号价值。其符号价值主要表现在商品本身的社会象征性，这使得商品成为某种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符号。实际上，商品的社会象征性是社会化的人赋予商品的特定的社会意义，使购买、拥有该商品的消费者能够显示自身的某些社会特性，如身份、地位、财富、尊严等，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在中国一些地区，“包二奶”不仅不被看作是违反社会规范的越轨行为，反而被很多人看作是社会身份地位的体现——“只有有钱有权的才包得起”，“对婚外性的消费可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
在这种想法的指引下，许多人将婚外性行为当作是显示个人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婚外性行为这种“炫耀性的消费行为”又是一种象征性的竞争，人们通过相互攀比或炫耀性消费来维持或提升社会地位和身份。
性学家潘绥铭对于中国人性关系的调查显示：在每月收入最高的5%的人里，有45.1%有过婚外性行为，而在收入最低的40%的人中，却只有5%有过婚外性行为。就发生的可能性而言，富人是穷人的6.1倍。这一结果基本上符合“炫耀性消费”的理论要素。同时调查结论可能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随着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高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人们尤其是富人对婚外性关系将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了解“婚外性”，然后对付它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一书中说，自古至今，社会如果单为满足男女之间的情爱和两性关系的话，是不需要婚姻和家庭的，只要有当事人的意愿就可以了。社会之所以要有婚姻，还要建立家庭，并用法律来保护它，用伦理来规范它，是用它来承担和完成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功能的。婚外恋无疑是对婚姻制度的极大挑战。
没有文明秩序对人类欲望和行为的抑制，人类就不会发展到今天。但是人类文明程度不应该完全成为人性的敌人，人类的文明在保证社会整体有序化运转的条件下对人性进行一定程度的“释放”，对道德规范进行一定程度的新的诠释，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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