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多与占卜有过“亲密接触”
“这是下经三十九卦,为蹇卦,上坎下艮。坎,山也;艮,水也,卦象为山上有水,因而山石嶙峋,水流曲折,有山高水险之象,比喻行路艰难,故谓之‘蹇’。蹇卦下是解卦,合起来就是说:先遇难,后解脱。经文中又说‘利西南’……”北京大学的徐同学拨弄着眼前的木头棍,一本正经解释着。坐在他对面的人凝神屏气地听着,并不时点头,直呼“算得准”。
被算的人是徐同学的朋友,准备在今年报考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听说徐同学对《周易》颇有研究,便硬磨着要算上一卦。他说:“《周易》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很神秘,不是简单的迷信,自然有它的合理性。”
占卜之术与青少年的亲密接触由来已久。徐同学告诉笔者,初中的时候,他们班上就很流行一种用数字算姻缘的占卜。同学们相互之间都已经算遍了,班上比较引人注目的人会被算得更多些。这场全班性的占卜活动被班主任取消后不久,同学之间又流行起一种用扑克牌算命的新方法。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占卜的花样更是层出不穷,兼容中西,各种提供算命服务的收费网站生意盎然。
在笔者随机调查的50名大中小学生中,有90%的人表示曾经进行过占卜。虽然没有任何人在笔者面前承认非常相信算命结果,但是却有7位都委婉地表示“有其合理性”、“有时会很准”。另外38人则表示,所有占卜都只是一种娱乐,无聊的时候用来打发一下时间。北京市杨庄中学的申情说:“占卜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围拢在一起,气氛很好。我们对于结果倒不太放在心上,常常是说过就忘了。”
科普专家:用科学滤掉糟粕
算得准的背后是什么?“大师”徐同学告诉笔者,由于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小棒,根本无法按照合理程序来推演。但是凭着对朋友的了解,他主观地选取了蹇挂,后来的程序只是装装样子。
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指出,对于占卜一类在校园的流行,一方面是外来落后文化的影响。比如星座,就是古代欧洲占星术的翻版。那时,天文学还没有发展起来,迷信与科学混杂着,产生了占星术。占星术对于星座运行规律的观察为现代天文学所继承,一些“宿命论”的思想也遗留下来,成为星座命理。另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继承,譬如《周易》。
王渝生说,随着科学的日渐普及,迷信为了获得发展,日渐与科学混杂起来。掌纹学、皮肤纹理学、星相学,这些都是科学,有统计学依据,但仅仅体现了先天遗传的性格和体质。迷信虽然披着科学的外衣,却是十足的主观判断,还将微乎其微的“先天遗传”扩大到不可逆转的“命中注定”,是非常可笑的。朱元璋即位以后,曾将与自己生辰八字相同的人召集起来。这些人有的当官,有的耕田,有的还是乞丐,于是朱元璋哈哈一笑,再不相信什么生辰八字了。
王渝生认为,占卜之术的流行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是搞着好玩的,与过年往门上贴倒“福”一样,原本无可厚非。但是青少年是一个求知欲强、好奇好问的群体,如果不能正确给予引导,就容易陷入“宿命论”的歧途。因此,做好青少年科普工作意义重大。
社会心理专家:它是一种社会心理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的曹瀛说,对占卜之类的东西,本质上是不信的,但是偶尔和一些事情牵扯起来,还是会用星座来解释。中国政法大学的石进也说,算命的本身带来一种安慰,结果反而不重要。人民大学教授、长期从事青少年问题研究的专家俞国良认为,占卜一类在校园内长期流行,被大面积的学生所接受,反映的是一个存在于青少年中的、广泛的社会心理问题,他把它归结为:从众、暗示、感染、模仿。
俞国良指出,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社会化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的孩子往往表现出求知欲强、情感波动性大、心理承受力弱等特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体系尚未完善,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未来。他们一面保留着理想化的人生构想,一面却又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受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他们对未来充满了难以把握的虚无之感。同时,社会和家庭对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又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一方面,德育工作尚未从“虚、空、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成绩成为对青少年的唯一评价标准,让孩子们在学习之外难以找到别的寄托。这些都使青少年在面对心理危机时变得更加无助。
这时,占卜在科学的掩护下,伴随着追星、时尚而来,就很容易地侵入了青少年的生活。“宿命论”的魅力就在于,能让青少年轻而易举地将失败归咎于“命”,使之能够心安理得地逃避责任。俞国良认为,占卜流行,折射出青少年的心理困惑。在校园和迷信间筑起一道金汤城池,不仅需要科普工作者的努力,从更深刻的层面上说,需要社会和家庭给予青少年更多的情感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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